本报记者 潘衍习

　　一项前无古人的学术创举———北京大学《中华儒藏》编纂工程从论证到实施已经一年了。这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将把儒家经典和各个时代的注疏和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以及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

　　儒家思想 源远流长

　　在我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工作小组组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教授指出，从经典体系来看，儒家所传承的“六经”，都是孔子之前已经形成的，这些经典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而孔子开创的儒家与先秦各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儒家始终以自觉传承“六经”为己任，“六经”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正是通过和依赖于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历代儒家学者对《尚书》、《诗经》、《春秋》、《易经》等的不断整理、解释以及对其中思想文化的推衍与发展，构成了儒家典籍体系的主要内容。然而历史上已编纂过多种《佛藏》和《道藏》，却没有编出《儒藏》，这和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的地位很不相称。

　　由于儒家具有如此久远的文化根源，由于儒家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由于儒家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感、道德感，由于儒家在传承历史文化中的自觉努力，不但使历代主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主体，使得儒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盛世修典 适逢其时

　　汤一介认为，儒家的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谐和与永久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基础。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科技、医药以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历史地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明清两代曾有学者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但因工程浩大，没有能够实行。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之中，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源头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大作用。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及其各时代的注疏和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以及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前和后世都十分必要，特别是对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明新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上虽无《儒藏》，但历代王朝都有过汇编儒家经典的举措。如唐朝的《五经正义》，宋代的《十三经》，明朝的《四书大全》，清朝的《十三经注疏》及各种经解，尤其是清朝编辑的《四库全书》，收入了不少儒家文献。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方面又编辑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四库全书》。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编辑《儒藏》准备了基础。

　　集思广益 携手实施

　　《儒藏》的编纂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必须集思广益，要由众多的专家学者一起讨论，才能制定出比较完善的规划。因此，这项工程决不是任何一个单位可以单独完成的，它要由有关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出版社通力合作并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支持才有可能完成。

　　有着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的北京大学自去年11月确立《中华儒藏》编纂工程以来，北京大学已成立以许智宏为组长，张岱年、季羡林、吴志攀为副组长的《儒藏》编纂领导小组，并多次邀请文史专家、学者，论证、研讨这一巨大学术工程的历史意义、学术价值、实施方案。仅2003年即已召开13次筹备会议，不久前还举行《中华儒藏》编纂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北师大、华中师大、南京师大、西北师大、北京图书馆，以及北大本校的20余位专家学者，对当前《儒藏》编纂工作中的几个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采用校点排印本、先编精华本再编大全本、断代至清末和是否收入日韩的汉文著作等几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

　　专家认为，《儒藏》所收文献的下限可定在清朝的结束，为《儒藏》正编。其中的内容，按传统的分类，应当包括“经部”的大部或全部，“史部”的部分，“子部”的儒家类和“集部”中别集的部分和总集的部分。在正编的基础上，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与国外合作编辑《儒藏》的续编，续编可包括韩国、日本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地区历史上（前近代）以汉文写作的儒家文献。

　　汤一介表示，按照初步构想，《儒藏》计划定名为《中华儒藏》，分精华本和大全本两种。精华本包括约500种儒家典籍，校点排印，2010年出齐；大全本包括绝大部分儒家典籍，断句排印，2020年出齐。两种纸介质本出齐后再出全文电子版。在此期间还将组织撰写10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和约100种儒学研究专著。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1月14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