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　林绪武

　　为纪念梁启超诞辰130周年，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等单位日前在天津联合召开“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梁启超与中国国民性、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观及科学观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关于梁启超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有学者提出，梁启超对国民的态度经历了从改造国民（包括批判国民）到动员国民的变化，这种转变与其参与的政治运动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较大。一些学者通过分析梁启超参与的四大政治运动和倡导的两大政治运动的背景和性质，论证了梁启超对国民态度变化的必然性。有学者进一步从时代课题、新民思想、行动纲领三个方面对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了阐述，认为他长期关注和重视国民性改造，提出了“新民”的思想和理论，这一思想不仅贯穿于他的一生，还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关于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观。有学者提出，梁启超晚年的思想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合乎情理的逻辑发展，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新思考，也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新儒家崛起的前奏。也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的思想呈现出流质易变的特点，因为他在不断地进行批判和反省，并对传统学术的更新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梁启超试图引进西方的文化，但又猛烈批判西方文化；试图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尝试把东方的精神价值和西方的物质价值结合起来。梁启超撰写的《欧游心影录》是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对此文进行重新解读来透析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否定把梁氏归入“五四”以后文化保守主义营垒的看法，认为他所提出的观点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胡适、陈独秀在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时见解是基本一致的。

　　关于梁启超的科学观。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既不是反对科学与技术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技术乌托邦的乐观主义者，他力图用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来弥补西方科学文化的缺失，从而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有学者强调，梁启超对科学的认识有一个从模糊到理性的过程，他一生信仰科学，维护科学的权威，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充满信心。

　　《人民日报》 (2003年11月14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