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看到弗里达的一幅画。当时不知道画者是谁。画的是一头小鹿，小鹿的面孔却是一张女人的面孔。这女人的两道眉毛很浓，而且奇怪地连在一起。小鹿头上的角好看地伸向天空。小鹿的身上插着9支箭。这9支箭从各个角度与小鹿的身体垂直，暗红的血从箭头与小鹿的身体接触点流出。血液从肉体里渗透出来的样子像一枚枚的红十字。这花样的十字动感十足，泪滴一样在涌动。画面上那张女人的面孔却安宁平和。一种被生活谋杀之后的安宁，却比谋杀更恐怖。这幅画给了我猛烈的视觉冲击。有一次看一本书，里面有一段关于名画的介绍。知道了这头小鹿的作者是弗里达。弗里达便成了我要寻找的女人。终于，我找到了《弗里达》这部传记。

　　弗里达这样表达了她自己：我一生有两次不幸，一次是被街车重创；另一次是遇见里维拉。里维拉是她的丈夫。

　　1907年，弗里达出生于墨西哥。少女时代，墨西哥著名的壁画家里维拉成为弗里达的偶像。那个时候，她正与学校里一个英俊的男同学谈情说爱。谈得热火朝天。那个男同学叫阿莱詹德罗。1925年9月的一天，18岁的弗里达与阿莱詹德罗到街上去。他们登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并在车的后部找到了座位。这个时候，一辆开得很慢的电车对着公共汽车冲过来。电车一点也没有刹车的意思。好像是故意要制造一次车祸。电车撞在了公共汽车的中央，慢慢地将公共汽车掀翻。在电车的铁杆中间，扶手断裂并插入了弗里达的身体。铁条从她身体的一侧刺入从另一侧穿出来……

　　没有人以为弗里拉能够活下来。但是，她活下来了。3个月后，弗里达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谢天谢地，她还能走路了。还能逛街。这期间，那个叫阿莱詹德罗的男人没给她多少安慰，几乎不去看她。倒是她给他写了一大堆信。后来，他们分手了。弗里达在此后的人生中接受了生活如此的惩罚：车祸以后至离世的29年间，她一共接受了32次外科手术，有一次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3次流产；穿过几十件皮革、石膏或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柱的胸衣；她最终仍然是瘫痪。

　　病体把弗里达固定在病床上，她开始画画。起初是为了消遣，后来是为了重铸自己的生活。她用画笔画出自己的自传。那一幅幅自画像，画出的都是她的人生况味。她说，只要补好我千疮百孔的身体，我就能作画。画布挽救了她。

　　她的爱情是她传奇人生的一部分。不可分割。她果真成了里维拉的妻子。里维拉长得又肥又大，体重130多公斤。弗里达小巧玲珑，体重不足50公斤。他们俩呆在一起，就像大像和鸽子。里维拉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好色之徒。里维拉在征服女人方面毫无困难。他虽然长相丑陋，但他吸引女人如同磁铁吸引铁屑那样方便自然。

　　里维拉与弗里达都是个性极强的人。都是那种由内部的自我所支配的人。这样的结合当然能撞击出巨大的情感火花。他们的确相爱了，相爱时甚至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再猛烈的爱情也不能改变里维拉是一个花花公子这个事实。她天生就不是哪一个人的妻子；他永远不会成为哪一个女人的丈夫。于是，他们分分合合。吵架。分居。离婚。复婚。弗里达也和其他的男人相好。他们的结合，在同时代人看来，是狮子的结合。他们的名字是墨西哥国家财富的两枚硬币。

　　弗里达于是绘画。这是她活下去的惟一手段。她说：我没病，我只是坏掉了。但只要我能画，我就是快乐的。但是，比之于人生的痛苦，这快乐显得多么短暂。比做爱的快感还短暂。痛苦赋予了她的画笔更大的张力。在狂放恣肆的色彩背后，有着异常微密的笔触，把自己内里的纤细与脆弱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弗里达的画被后人归结为超现实主义。可是，弗里达说，我只是画我眼中呈现的东西。它们的一点一滴都不会被我错过。她还说，我绘制自己的画像，因为我经常都是孤单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她企图用画笔来淹没她的痛，可是，她的痛却在这其中学会了游泳。而且成了游泳高手。

　　让我略感宽慰的是，弗里达是在经历了人生还算华丽的一幕之后才离世的。1953年4月，弗里达在自己的国家举办了第一次重要的画展。此时，46岁的她离生命旅程终结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当时她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无人指望画家本人会出席这次画展。晚上8点，奇迹出现了———正当墨西哥城的当代艺术馆的门向公众敞开之时，一辆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弗里达穿着自己最喜爱的民族服装，被人用担架抬到了一张4根帐柱的床上。200多位朋友和仰慕者把弗里达的床围成了圈，大家与她一起唱起墨西哥民歌。弗里达的到来使得她的画展变成了一次个人情感的展示。这正是她所喜欢的表演——多彩的、奇异的、人文的、有点病态的。这与她的艺术中的自我展示也相当吻合。

　　画展过后不久，上帝认为该把她收回了。1953年7月13日。弗里达离世了。谢天谢地。

　　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