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金融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中国总会计师第二次高级论坛”上发表《中国金融形势及改革任务》的专题演讲时指出，由于经济发展过快，货币信贷发展过快，中国经济结构目前存在四大问题。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增长30.5％。中国经济过热时，固定资产投资曾经高达40％多，但那是高通货膨胀率下的数字。由于今年投资拉动过大，因而造成了生产资料的相对短缺和价格的急剧上升。第二个结构性问题是，消费和投资比例不太合理。在国外，消费和投资比例中，消费一般占到70％以上。但中国的消费比例才达58.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这表明如此高的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并未相应地进入到最终消费。在最终消费没有大幅度增长的时候，前期、中期投资增长会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三个结构性问题是，部分地区房地产增长较快、开发园区过多，保护耕地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最严峻的问题。在30.5％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额中，房地产投资增长了33％。像这种发展势头，如果最终消费问题不能解决的话，也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第四个结构性问题是，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在拉大。在中国经济形势非常好的时候，为了珍惜得来不易的经济形势，为中国长期、持续平稳的发展，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

　　决定经济发展前途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经济的繁荣，是良好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不是哪种文化的必然产物。最近，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中的某些东西是山东等一些省份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例如，这些地方的一些民企老总们总是想和政府密切联系，争戴“红帽子”，甚至热衷于兼任政府部门头衔。“潜意识里有比较浓厚的‘官本位’意识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文章指出，“官本位”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问题是把民营经济不振的部分原因归之于儒家思想，让老祖宗背一顶黑锅，这是不是公平？像“官本位”这种封建意识的存在，当然有文化传统的惯性作用，但更是现实社会的规则和潜规则下经济社会发展遗留的残余物，这个账不能记到祖宗头上。如果“职能部门”的喜怒哀乐还能决定一个企业的兴衰，你不和他们“密切联系”行吗？这是个文化传统的问题吗？因此，某些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主要是一个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利益格局问题。从根本上说，经济的繁荣，是良好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不是哪种文化的必然产物。在儒家文化中探寻民营经济不振的原因，是一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文化决定论”。

　　如何理解“价值哲学”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发表文章认为，如何理解“价值哲学”？在怎样的思想意境中把握哲学的“价值问题”？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价值哲学”在其实质上并不是独立的哲学分支或学派。反思与批判“价值哲学”研究之困蔽，其目的不在于重建价值哲学，而在于真正把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实现哲学之为哲学的意义。通往哲学的价值主题，并非仅有西方哲学一条理论路径。“价值”作为哲学概念，主旨并不在于实际的需要及其满足，而在于我们评价人的关系与人的世界时，应该肯定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追求与实现人之本性的生成和完善。

　　灾难的心理应对与心理援助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文章认为，人类是在灾难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灾难是对人心理素质的考验。应激理论有助于理解灾难对人身心的影响。个体对灾难事件的认知评价是决定应激反应的主要中介，问题取向与情绪取向是主要的两种应对策略。对灾难应避免消极反应，而进行积极的心理应付，国家亦应建立完善应对灾难和危机事件的心理援助系统。

　　法律职业伦理的几个基本问题

　　《求是学刊》发表文章指出，法律活动的职业化既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前提。由此，作为法律职业化一大基本保障的法律职业伦理业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得到相应的关注和探讨。文章从伦理学的一般原理出发，就法律职业伦理的若干基本问题———作为社会伦理现象的法律职业伦理的构成要素，作为规范的法律职业伦理的性质、特征、功能，法官、检察官、律师三大法律职业角色的基本伦理定向———进行了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