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令生

　　明朝《礼部志稿》载，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屡次下诏禁繁文减案牍。他主张“文贵平实，勿以虚辞为美”。洪武九年（1376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陈时务书，长达一万七千字，共说五件事。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读至六千三百多字，尚未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令人将茹太素打了一顿，随即下令：“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罪之！”

　　不避“掉书袋”之嫌，引出这段并不新鲜的典故，实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茹太素”们仍未绝迹。不少地方和部门还活跃着他们的踪影，下笔万言，不知所云，文字冗长而空洞。作报告、搞演讲，了无新意。车轱辘话来来回回地说，空话套话反反复复地抄，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时不时地从文章里冒出来，读之让人如同嚼蜡，索然无味。

　　在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里，应该提倡写短文，说短话。这样做有利于准确地向人们提供信息，提高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而“茹太素”们，恰恰是往文章里掺“水”，擀面条似地把文字抻长，浪费个人时间和笔墨事小，加大行政成本，空耗他人光阴，影响领导机关形象和工作效率，则就事大了。

　　文风反映作风。战争年代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将一些空泛无物、言不及义、装腔作势的长文章和讲话辛辣地讽之为“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批评这些人“‘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剖析时下爱弄长文者的原因，一是胸中无数。平时浮在上面，疏于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若明若暗，只好用一些云遮雾罩的空话、不痛不痒的套话来装饰门面。二是低估受众。认为短文短话“分量轻”，非长篇大论不足以显示水平，甚至认为话说短了别人不明白，要把方方面面都说到、都说够。三是私心杂念。不敢讲真话、报实情，以为官话大话最安全保险，看上去说了不少，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即使说了，也因为有长篇文字加以粉饰，可使问题淡化。在如此心态支配下，写文章、作报告想不长也难。

　　古语云：“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我们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励精图治，正在大力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端，如压缩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减少会议，轻车简从，免去不必要的迎来送往，精简报刊杂志等，无不显示出我们党求真务实的决心。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长文长话，实际上也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理应在革故鼎新之列。长与短是相对的，没有一定之规，关键看说的是不是真话实情，是不是说到了点子上。对此，老百姓中的一句俗语讲得很透彻：“青蛙鸣了一晚上也不管用，雄鸡一叫天就亮了！”（解放军报2003年11月18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