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下海”再掀热潮(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18日16:23 青岛新闻网-青岛晚报

　　继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官员“下海”经商热之后，许多党政机关干部在这两年内陆续“下

　　海”，许多地方甚至出台政策鼓励公务员带薪“下海”，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讨论第二波官员“下海”热潮这个话题之前，首先必须理清这次热潮中两种不同的“下海”方式：一是公务员带薪从商，同时具备官员和商人双重身份；一是官员辞职后再“下海”经商。

　　这是两种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行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针对国家公务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列出了14款“不得为”，其中第13款明文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第四十九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和营利性事业单位兼任职务”；第五十七条规定“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后，不再保留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前者公然违反《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是明显的违纪违规行为，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纠正和清理；后者虽然许多人持不同的看法，但对行为本身法律并无禁止，根据公民行使私权“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从制度上规范这种行为。两种“下海”方式混为一谈，必然混沌不清。

　　鉴于前一种方式国家已有明文政策规定，而四川等地也已在开展清理活动，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后一种方式。

　　“下海”人物

　　吴敏一、林佩云、何包根、王运正

　　2003年4月14日，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秘书长何包根和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在4位辞官的政府官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吴敏一。吴今年45岁，是文革后的首届杭州大学毕业生和复旦大学首届硕士研究生（经济管理学）。1998年，出任温州市副市长。2001年，他被中组部派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2003年的2月，吴敏一提出了辞职。5月18日，吴敏一到“红蜻蜓”集团出任“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2003年八九月间，吴敏一离开红蜻蜓，转投上海某通信公司。

　　王小平、胥正洋、顾成荣、唐逸、戴梅

　　2002年12月，江苏省盐城市县处级干部酝酿换届，48岁的东台市市长王小平递交了辞呈，随后出任建湖县永林油脂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与此同时，建湖县副县长、49岁的胥正洋也主动辞职。此前原阜宁县副县长顾成荣于2000年9月辞职后受聘于山东黄河药业集团。2002年6月，滨海县委常委、宣传部长、40岁的唐逸和建湖县政协副主席、38岁的戴梅两位年轻的县处级干部主动请辞。因5人均为建湖籍，人称“建湖现象”。

　　刘知行：佛山市顺德区原常务副区长。2003年8月25日辞去副区长职位。现任美的集团副总裁，分管美的集团的战略投资和资本运营。

　　王文进：51岁，两任海南琼海市副市长，十年主管旅游，辞官后出任新组建的海南博鳌中足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

　　姜崇洲：42岁，广州市环保局原局长，2003年3月辞去局长高位，出任一大型地产集团副总裁。

　　朱爱群：江苏省泰州市原市委书记，加入了陶建幸主导下的春兰集团。

　　刘从梦：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原司长，2002年加入顾雏军领导下的格林柯尔系，出任科龙总裁。

　　徐刚：浙江省地税局原总会计师，2002年3月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

　　“海”内生存

　　他们开始信奉一条潜规则：有些事做得但说不得。因为现有的离职程序似乎并不能让公众确信，他们的离去是清清白白的。

　　据记者多方了解，目前温州“辞官下海”者工作生活基本上都比较安定。以年初反响最强烈的四人为例：吴敏一目前已离开“红蜻蜓”转投上海一家通信公司。林培云就在温州市的新城区上班，他的落脚点是本地的一家规模、档次、效益相当可观的私营企业。王运正现在已经到任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肩负着温州规模最大的鞋业巨头奥康集团在璧山投资建设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目前他手上的项目正在健康、正常地运作。何包根受到境外企业的邀请担任总经理，如今正在忙于温州市区一家五星级宾馆的筹建工作。

　　但面对媒体，他们为什么如此低调谨慎呢？

　　吴敏一的遭遇也许能够提供一个答案。据知情人士透露，吴辞官后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给本来口碑较好的他引来了许多非议。据说有关部门领导曾找吴谈话，要他“注意影响”；而一些目前仍然在位的官员在私下对吴的行为表示了反感。一位同样“辞官下海”的人还多次提醒吴“不要再炒下去了”。吴今年5月赴上海出任红蜻蜓集团“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从他进入这家被媒体描述为“一见钟情”、“有着恋爱般感觉”的温州鞋企，到离职去另一家上海企业任职，时间不到4个月。他下?徊皆趺醋撸吭敲从焉贫源教宓奈庖布昴恕6源耍簧偃巳衔馍泶裉斓霓限尉车赜朊教宄醋鞑晃薰叵怠Ｓ腥松踔凉玻敲教搴α宋饷粢弧?

　　“下海”是非

　　支持者：“官本位”的思想正在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江西吉安的谢华忠：“我认为机关干部能辞官下海，是一种进步，体现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都在逐步走向多元化，‘官本位’的思想正在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如果想拥有的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你可以继续‘公仆本色’；如果想要的是更高的工资报酬和更大的个人自由空间，你可以辞官下海，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再也不受‘官本位’、‘单位人’的影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些官员的下海对现在一窝蜂报考国家公务员的大学生也未尝不是一种提醒。”

　　反对者：警惕某些官员下海洗黑钱，实现权力兑付

　　湖南长沙的彭联联：“官员拍屁股走人，不仅会给本地或本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而且从人才培养、管理角度来看，对国家和集体造成的“隐性损失”也是巨大的。民营企业家从党政机关挖领导干部，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们有领导才能，有的长期担任部门一把手，具备管理能力；二是这些干部政策性强，大都懂法守法，能够帮助企业把握发展方向和机遇；三是这些干部有比较熟悉的社会关系，他们到一些政府部门办事相对容易。官员的这些能力、本领、关系等，都是他们在位时一边拿着国家发给的工资福利一边利用工作便利而获得的，有的还得到了有关部门带薪培训，有的还被安排公费出国考察。官员下海经商后，这些由公款建立起来的‘无形资产’也被他们带走并使用。

　　“下海”规范

　　辞职的官员，虽然失去了公务员身份和权力，但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发挥作用，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行政学专家毛寿龙教授认为，公务员下海经商，应该有严格的限制。某些地方鼓励公务员带薪下海，是典型的政企不分，会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而辞职的官员，虽然失去了公务员身份和权力，但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发挥作用，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

　　在这方面，《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已经有了一些规定。但毛寿龙说，这些规定都有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有利于减少腐败问题。但是实践表明，仅靠这些规定是不够的。

　　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态度明确，他认为当前的官员下海，是利用公共资源为个人谋利的变相表现形式。杜钢建认为，官员就是官员，商人就是商人，二者角色要完全分开。官商一体化，使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对整个社会是危险的。因此官员在自己所属领域下海经商，要严令禁止。杜并且建议尽快出台行政检察专员制度，以弥补纪检检察部门对下海官员的监督空白。

　　学者评论

　　官员下海考验体制改革

　　一位从南方回来的内地人士谈到南方官员下海，诡秘地说，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不解其意，忙问何故？她说，反腐风暴越刮越猛，年纪轻轻住进监狱实在不划算，还是提早离开官场得好。我说问题有如此严重吗？她反问，为什么那么多的政府官员往国外跑？现在的年轻官员靠工资谁能过上体面生活？所以，你看看哪个下海的官员不是低调行事？

　　这位旁观者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人们总是从正面分析政府官员下海的利弊，很少想到下海与反腐败的关系，没有想到官员下海与贪官出逃的关系。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对这些下海官员进行过离任审计了吗？这些下海官员是不是已经为离开政府预先铺好了道路？他们现在从事的职业是不是与他们以前所掌管的部门有关？

　　官员下海引发如此广泛地联想，不能不令人深思。

　　首先，能否建立一套更为合理的官员退出机制？在我们现行的政治架构中，不是没有官员辞职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往往流于形式，政府官员能上不能下，完全出于个人原因辞职的官员少之又少。因此，南方一些省市官员的做法促使我们考虑，能否在首长负责制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官员总辞制度。

　　其次，我们能否适当改革现行的“议行合一”体制，减少人大代表中的政府官员比例？在中国，政府官员理所当然地是社会精英，他们必然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因而我国在制度设计时，出现了议行合一的体制，政府官员既是决策者，又是决策的执行者，在人大代表中间，政府官员占有非常大的比例，权力机关对政府的监督必然减弱。一旦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下海举动给予过多带有普遍意义的解读毫无意义。但是，望着这些远去的背影，耳听人们对这些人的种种猜测和议论，我们还是不得不反思，因为体制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11月1日是四川省级机关招考公务员报名的第一天，报名现场人山人海，两条进入省人才市场的通道被堵得严严实实，市场内外到处可见填写报名表?娜耍?5000多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前来咨询。这种报考公务员热与官员“下海”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