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11月18日电9月28日起，关于孙秉晨因经济问题被发现而神秘失踪的消息就在山西官场不胫而走，引发了各种社会传言，并且越传越玄，出现了诸多“版本”。有人说他已经潜逃国外；还有人说他到北京“搬靠山”去了；更有人说他自杀了，尸体已经被发现。究其自杀原因，一些人说他是畏罪自杀，另一些人却认为他是经与纪检委谈话后心理压力过重，寻求解脱……

　　孙秉晨今年60岁，1月份新当选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秘书长，也是省人大党组成员。

　　A 儿子 妈妈被“双规” 爸爸就不见了

　　材料显示，今年初，纪检机关多次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孙秉晨在任山西省司法厅厅长和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期间存在经济问题。由于“SARS”疫情发生，省纪检委对此案件的调查便暂时搁置下来。从9月下旬开始，省纪检委着手对此案进行调查。

　　从9月20日开始，省纪检委叫过孙秉晨3次，孙秉晨本人主动找过纪检委2次。“5次谈话，孙秉晨都很配合，态度比较好。”由于一些情况涉及他的妻子，但他妻子对当时发生的几件事说不清楚，纪检委对他妻子采取了“双规”措施。

　　山西省纪检委与孙秉晨最后一次谈话是在9月28日下午，当天下午6时左右谈话结束。据事后调查得知，这次谈话结束，孙秉晨回家吃了晚饭后，又到了省人大他自己的办公室，晚8时左右，他从办公室内出来，叫了一辆出租车，随后去向不明。

　　当晚将近10时，孙秉晨的儿子找到省纪检委调查组，说他父亲没有回家，要求调查组协助找人。但调查组认为，孙秉晨是在回到家后失踪的，而且纪检委并未对孙秉晨实行“双规”措施，因此孙秉晨失踪的责任不在省纪检委。此后，孙秉晨家人再也没来找过纪检部门，省人大和省纪检委联系过几次，也找过几次，但都没有找到。

　　10月1日，在孙秉晨失踪的第4天，纪检委解除了对他妻子的“双规”措施，放她回家。

　　B　官员 “在山西孙秉晨算得上人物”

　　“在山西，孙秉晨算得上个人物。”11月6日，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山西官员告诉记者。

　　早在1965年，这名正在山西省委党校政治系读书的农家子弟就被看好，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传说他曾经担任过当时组织部某领导的秘书，随后在“文革”中又被下放到老家山西的五七干校劳动。上世纪80年代，他被重新起用，先后担任永济县县长、县委书记，1992年升任省监狱管理局局长，1998年又升任省司法厅厅长。今年1月省人大换届选举，他又当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秘书长。“因为人大秘书长位置的重要性，他是个坐在全省大会主席台上的正厅级干部，比其他正厅级干部当然更引人注目。”

　　11月8日下午，在省司法厅宿舍区的僻静处，一名司法厅干部对记者说，孙秉晨是个很有能力的领导干部，1992年调到司法行政系统工作后，“彻底改变了这个系统的面貌”。他举例说，孙到监狱局之前，监狱局还蜗居在省公安厅大院内的一栋破楼里办公，局领导班子不团结，整个系统一盘散沙，下属各监狱也纷纷拥兵自重，根本不买监狱局的账，各监狱管理混乱，生产经营抓不起来，经济效益差，还经常发生犯人逃脱的事件。孙到任后狠抓管理，实行庸者下、能者上的用人政策，没过两年，监狱局就在外面盖起了13层的新办公大楼。1998年孙到省司法厅任厅长后，也狠抓机关作风建设。每天早晨8点，他总是准点出现在办公楼门口，监督大家按时上班。在孙的领导下，司法厅改变了过去散乱差的形象，几年来一直保持着“精神文明标兵单位”等荣誉称号。

　　C　女儿 “爸爸从小没娘一生坎坷”

　　8日下午2点，记者找到了建在司法厅宿舍大院内的少管所宿舍，这栋标号为11幢的6层楼是2000年建成的。孙秉晨家住在4楼，门上贴着红纸黑字的春联。

　　这是一套两厅三室的房子，使用面积137平方米。室内装修和设备都一般，木地板，客厅的正面墙上是一幅很大的印刷品山水画，侧面墙上挂着孙家的全家福。一组3＋2沙发，一个茶几，一台34英寸彩电，还有5个花瓶，4盆花草。目光所及，并未见到外面传言的缠上黑纱的孙秉晨的照片。

　　母女俩反复询问采访的目的是什么，记者只能反复解释只是想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和确认孙秉晨是否失踪，并不想打听经济问题等没有纪检委调查结论的事情。孙晨丹这才开始断断续续地介绍家中的情况：妈妈今年56岁，高中文化，2001年退休前是司法厅主管的山西省第二警校的劳资科长，大哥在永济市电机厂做工人，二哥大学本科毕业，现在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她自己从省二警校毕业后现在就在少管所工作。孙晨丹说，她父亲从小就没了娘，一生坎坷。随后她向记者展示了一本红塑胶的毕业证，那是山西省委党校于1985年补发给孙秉晨的，大概因为保管得好的缘故，虽然经过了那么多年，边角没有任何破损，色彩仍然鲜红欲滴。它的内文证明孙秉晨于1963年9月至1965年8月在该校政治系学习，“后因工作需要，组织决定提前分配了工作”。

　　“从9月28日晚开始，我哥他们就出去找我爸爸，我们女的就天天在家做饭等着爸爸回来吃。省人大也在找。我们找遍了太原城和周边的县市，就是找不到爸爸，现在越找越远，今天我两个哥哥又坐火车去永济找去了。”孙晨丹正在说话时，其母在卧室里叫她去接电话。原来，她已经把记者到家的消息告诉了儿子。

　　孙晨丹通完电话回来，再也不介绍任何情况，她说：“我们不想再惹麻烦。”

　　合肥晚报供稿

　　《江南时报》 (2003年11月19日 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