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这天，是公务员考试报名的日子，班里的大多数同学都要去报名。但是，一早，赵飞鹏感到自己起不来了。同学们都走了。飞鹏后来有了尿意，要起床上厕所，这时候他才发现，他真的起不来了。宿舍里没有人了，他在一天早晨不期而然地站到死亡的边上了：医生说，这是血液里严重“低钾”，再晚一点送来，可能就over了。

　　景百的手机救了他。景百忽然发现手机留在宿舍里了，便与杨暄一同回去取，在两人准备转身出门时，飞鹏说：“把我扶起来吧。”杨暄上去就拽他，一把没拽动，手上的感觉就不对劲了。

　　我想像着飞鹏当时躺在床上的绝望处境：他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表达自己处境的危险，他甚至可能没有力气说出“我不是开玩笑”，并且让同学相信确实如此。

　　当然，实际上，他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危险。

　　一般说的死亡危险，竟会是这样悄然———实际上是平静地降临的吗？我有一点震撼，也有一点疑心：这也太随便了！事后，在病床前，有同学说，飞鹏平时吃饭的时候拿筷子的手发抖；飞鹏的皮肤温度就是比一般人高一些。另有同学说，飞鹏挑食。但是，这些生活细节，都没有被当成危险信号；如果这些都是危险信号，我们生活中的危险信号就太多了。而医生说，那个手的抖动，就已经是症状了。实际上，人的病症，人的这种危险是累积性的，而且它并不说话提醒你。它在某一天悄然达到一个临界值，不论你是躺在床上，走在路上，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还是只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我们不是为了等待着它而生活的。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基本上排除了它。因为想着它、等着它，或者观察着它的生活，就不像是生活。

　　病床前，我们谈到了“万幸”，也谈到了“珍惜”。当死亡在眼前掠过的时候，我们才感觉自己对生命也许并不珍惜。我忆起十多年前一位女同学的车祸：她是山西某地一户人家的独生女儿，是一家人的全部希望。就在研究生即将毕业，甚至工作都已经找好确定下来了，她坐在另一位同学的自行车后车架上出去办事，身后行驶着一辆汽车。由于路上有一个坑，她摔下来了，车轮从她身上轧过去。那一家人到北京来的时候，他们那种绝望的悲哀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现在想来，一个对亲人是这么重要的生命，是不应该随便坐在自行车的后车架上的。就我们自己生命的实际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在生活中对它的珍惜，大多远远不够。古书中常看到一句话：“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这句见诸《史记》的汉代民谚，意思是家中积累千金的富人，坐卧不靠近堂屋，害怕被屋瓦掉下来砸着。这是惜命的意思啊。我们没有那样有钱，但对于亲人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千金之子。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气氛中确实缺少一种惜命的文化暗示。也许是因为它早已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气概荡涤殆尽了，也许是因为这种暗示会无形中妨碍我们生活中现实的快乐。只是偶尔，当死亡在我们中的某个人眼前一闪而过，或真的迎面撞上我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才暗自感受到了某种触动。是这种触动仍然与周围乐观的生活气息不相适应，所以用不了多久，也就消散了。我趁它还没有消散的时候，把它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