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无意当中在电视上看到了两次英国纪念阵亡将士的场面：一次是11月8日，在皇家艾伯特大厅举行的“荣军纪念星期日”仪式；一次是11月11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一战结束纪念日”仪式。

　　在画面中，我看到了一脸虔敬的女王伊丽莎白；看到了身着戎装，因为缅怀牺牲的战友而老泪纵横的二战老兵；听到了为了让牺牲者永远安息而吹起的军中熄灯号———作为一个已经退出现役的军人，这个庄严肃穆的仪式让我从心底涌出了一种莫名的感动。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抑制不住的疑问———“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阵亡的中国将士们，无论怎么算也应该有几百万之众吧？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日子来纪念他们呢？

　　严格说起来，作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发动或参与的许多战争都是不义之战，比如为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等。即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过是老强盗和新强盗之间为争夺“老大”的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恶斗。但从英国自身的角度看，响应国家的召唤奔赴前线，就是在尽一个军人的天职和一个公民的本分，应该享受后人给予的隆重荣典。

　　我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远的不说了，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发生的所有战争，都是在受到侵略之后而被迫进行的自卫战争。但那些为了民族生存而血洒疆场、理应得到我们最大尊敬和怀念的阵亡将士们，却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但我们没有。我们有元旦、有春节、有“黄金周”，还有时尚一族们热衷的“万圣节”、“圣诞节”等，但我们没有一个以国家的名义规定的纪念日来纪念我们的阵亡将士。今年是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的日子，其他的几个主要参战方都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纪念牺牲者，惟独中国一片寂然。

　　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严重后果，在一些自认优雅和优越的人看来，像黄继光那样去死，已经成了“SB”，而嫖娼感染了爱滋病的人，反倒成了受人追捧的英雄。2001年，有报道说，株洲市的一座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被私人工厂侵占变成垃圾场；2002年，有报道说，安徽一座新的新四军烈士纪念碑是靠一位退休老人花尽毕生积蓄建起来的———这些消息都让我感到压抑。当今世界，毕竟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在看的见的将来也还是这样，而中国的周边远没有太平到海不扬波的程度。我们现在如此慢待那些为国捐躯的先辈，将来一旦国家有事，我们如何号召我们的年轻人走上战场呢？

　　孔子曾经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现在看来，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比我们更理解这番教诲。一位第一次在美国观看了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的中国人，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说，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对待死者的，你就会本能地希望变成她的公民！“靖国神社”被许多中国人所厌恶，但那里却祭有日本明治维新以来240余万“烈士”的牌位，每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韩战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她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我觉得中国的志愿军战士比美国大兵更当得起这句话，可是，我们的抗美援朝纪念碑在哪儿呢？

　　伯里克利，这位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一次阵亡将士的国葬典礼上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演说。他提出：“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能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整个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陷入普遍的毁灭之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就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基于这一认识，伯里克利认为，为国捐躯的英雄是“生命的顶点，也是光辉的顶点”。

　　伯里克利的话在今天的中国难道过时了吗？郭松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