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的获奖，一方面得益于他的同胞纳丁·戈迪默，以及英语世界的两位诗人沃尔科特和希尼的大力推荐，这也为库切拉到了足够多的选票。毕竟，三位前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联手提名不容小觑。

　　法国人应该抱怨高行健延缓了他们获奖的步伐，图尼埃、克莱齐奥、博纳弗瓦并不总处在瑞典文学院的讨论桌中心，真正拥有国际影响的本土小说家似乎只有朱利安·格拉克和罗伯·格里耶，他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即已名满天下，格拉克拒绝了龚古尔文学奖，这使得诺奖的评委们犹豫不已，他们可不想再次遭到冷遇（1964年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他们当头棒喝）。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出于拓展视野的需要，格外青睐移民作家和后殖民文学，诗人和小语种作家的偶尔获奖只不过是一种调剂。从这个角度看，奈保尔、库切等来自第三世界的英语作家频繁获奖，就在情理之中了。

　　或许，我们还可以大胆地预测一下，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利、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印度作家维克拉姆·赛思、生于斯里兰卡的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以及日裔的英国作家石黑一雄、俄裔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金尼等等，都将是未来最热门的诺奖争夺人选。

　　这种倾向真让人担忧，甚至还有一丝厌恶。文学像猪肉一样被胡乱地切割和分配，巨额的奖金刺伤了更多纯洁的眼睛。

　　目前，我所读到的库切的长篇小说仅有《耻》———1999年布克奖获奖之作。让我们先温故一下《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凭借此书，库切首次荣膺布克奖。《纽约时报》的编辑写下了这样的推荐评语：“本书成为对人类愚昧自欺的一个咄咄逼人的控诉”；“正如他早先的《等待野蛮人》，库切以本书再次证明他是写警世小说的一代大师”。

　　阅读《耻》的感受，再次告诉我，这种“警世小说”的“咄咄逼人的控诉”是多么地直白和乏味。五十二岁的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因为引诱女学生梅拉妮而被逐出了校园，不得不到女儿露茜的农场里暂住，就像儿时一首歌谣里的一句歌词：“亲爱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露茜的秘密；是他的耻辱。”教授的女儿被三个黑人给强暴了，这个不幸的事件彻底改变了这对始终无法沟通的父女的生活，让教授感到丢脸，他们一无所有了，像狗一样，“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露茜怀上了那伙人的孩子，迫不得已做了黑人雇工佩特鲁斯的小老婆。教授也只能放弃他所研究的诗人拜伦和华滋华斯，去帮别人运狗和杀狗。小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片段是作家援引但丁《神曲·地狱篇》的一幕景象。教授已经感到他和女儿露茜这两代人之间“似乎隔着一道幕”，他的存在显得多余，“地方太小，人太多。就像关在瓶子里的蜘蛛。”这是否也可以看作是隐喻和暗示？库切的《耻》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这两部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始末的作品都探讨了种族与道德问题，故事的叙述也都十分朴素，甚至可以说相当匮乏技巧，但是对于南非的严酷的生存图景有着深刻的反映。

　　“瓶子里的蜘蛛”，也可以视为殖民者在南非遭遇的下场，它与彼得·凯里的代表作《奥斯卡和露辛达》中的赌约以及沉没的玻璃教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面对汹涌的后殖民主义文学大潮，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作家，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和清醒。获奖与否并不重要，仅仅是“咄咄逼人的控诉”还远远不够，他们该有所抉择了，迈克尔·翁达杰就冷静地分析道：我们要么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国家的主人，要么是异乡人和入侵者。

　　《耻》的主人公戴维·卢里在讲解华滋华斯的诗篇《序曲》时，区别了动词“侵犯”和“侵占”的区别，这位白人教授滔滔不绝地说，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保持想像力的纯洁性，使它免受现实的残害”，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找到使这两者共处的方法？”是的，譬如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文学与政治，现实与历史……张永义／文

　　注：《耻》，J．M．库切著，张冲、郭整风译，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