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是世界各国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范围内，不论是世界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州级城市，还是一般大城市以及中、小城市，在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先后不同程度地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难题。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城市（区域）经济就会发展，如果处理不好，城市（区域）经济就有可能走向衰落。

　　战后，日本产业是从轻工纺织业起步，韩国是从服装业起步。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开始都是采用劳动密集型和低工资等生产要素推动产业发展。随着这些国家（城市）和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生产因素推动的产业发展步履艰难。由于缺乏创新机制推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价值链目前停留在投资推动阶段循环。其生产主要靠吸引外资，靠外国输入技术生产设备。中国经济改革初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种“两头在外”的“外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外向度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于突破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传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束缚、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的中国来讲，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如果不能顺利地由“外资驱动”和“出口驱动”转向由创新驱动，那么，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悲剧将可能在中国发生。

　　英国（城市）产业发展起步尽管早于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由于缺乏创新机制，一些英国城市已成为最早抵达财富推动阶段，即吃老本阶段的城市。例如，英国工业革命发源地曼彻斯特（蒸汽机发源地）和利物浦（北部最大的港口）早已失去当年的辉煌，步入衰落。相反，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相距不远的利兹，由于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淘汰传统的纺织和冶炼产业，引进金融和信息等现代新兴产业，使该城市取代曼彻斯特，而成为英国北部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城市）产业发展的问题在于，没有及时从粗放式经营的生产因素推动阶段中摆脱出来，产业发展始终未能从外延扩大生产转化为内涵扩大生产，产业始终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延缓，缺乏创新机制，旧价值链难以中断，新价值链难以发展。当生产因素推动的动力耗尽时，由于缺乏投资推动阶段的外部市场支撑环境，难以吸收大量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当然，也就谈不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美国（城市）产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美国（城市）产业建立在农牧业、贸易和稳定的货币体制基础上，在这一时期，个人收入增长缓慢，经济发展依赖于外国投资。第二阶段，重工业扩大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对外国投资的依赖程度降低。第三阶段是靠技术创新而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个人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长率大大超过对新企业投资的增长率，国民经济的增长建立在经济多元化以及内外贸易良性循环体系基础之上。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美国（城市）产业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美国硅谷和波士顿地区（沿128号高速公路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很能说明问题。这两个地区的外部经济环境基本相同，原来都是美国战后军事基地和大学科研中心，都面临冷战后产业结构“军转民”调整问题。硅谷通过大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逐步建成全球跨国公司科技创新基地。硅谷不是简单依靠降低劳动成本来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是依靠不断满足世界市场的高端需求，不断技术创新，以赢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即使硅谷吸收到较为低廉的劳动力，如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员工，硅谷也不惜成本对他们进行知识和技能的更新，以满足专业和精确化供给的要求。随着一批高技术企业的崛起，硅谷摆脱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危机，并且取代了长期垄断美国计算机产业地位的波士顿地区。波士顿地区经济发展由于没有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创新推动，结果失去了大部分市场，因而也失去了竞争的领先地位。

　　综观世界几个重要的工业区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唯有及时调整，适时进行产业升级，才能不被时代淘汰，实现持续发展。

　　《人民日报》 (2003年11月20日 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