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

　　我一直认为，一个诗人出彩的作品应该有对自己家园的歌唱；而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还应该创作出标志性的长诗为自己作证。写自己家园，除了有“一团火焰，一团情愫”，更还有“一团不能忘怀的痛惜”（骆一禾语）。这种“痛惜”往往是绝对的个人经验，它可感可依，但是常常可能不被理解。写长诗，对于任何一个诗人都是一种近乎于残酷的自我挑战。因为写长诗对一个诗人的诗性、智性、选择力、判断力，包括耐力都是一个最彻底的考验和见证，尤其需要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整个生命归宿作出必然的理性思考。所以，一旦你决定要付诸实践，你就要做好一切准备。这两者都需要诗人的底气和勇敢。

　　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一个城市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巨大、不可替代的。这里包括这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个人价值和个人品质的形成。《重庆书》是在我离开家园四十五年以后写作的。写这首长诗，断断续续，我几乎为此作了两年的准备，因为这是一件非常认真的事。《重庆书》全诗为一千余行。它不是我对一个城市的缅怀，也不是写一个城市的诗性简史，而是写人与城市的胶着关系，人与城市的抗衡关系。从这一点出发，我毫不犹豫地在《重庆书》里选择了两条线索营造全诗的精神氛围，一是这个城市的血型，另一个是人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虽然它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一个具体的人物，但它有鲜明的主干，这个主干就是这个城市的精神、人的精神。这样，传统意义上长诗的叙事手段在《重庆书》里消解了，凸现出来的是对这个城市精神的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抒情。我心里很明白，这种选择的本身，一开始就决定了必须承受史诗概念和传统意义上的长诗的较量。

　　从西方上古、中古时代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英国史诗《贝奥武甫》，到后来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西方史诗的建设无疑是灿烂辉煌的。中国虽然史诗不发达，但汉民族有《黑暗传》，藏民族有《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有《江格尔》。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西方史诗逐渐开始被现代抒情的长诗所替代，以艾略特的《荒原》为标志，形式上远离古典史诗单纯的叙事行为，力图消解传说和神话，把作为长诗中的叙事任务完全让给了历史和小说，长诗不再作事件的叙述，使一切事件成为凸现精神的背景，这是西方长诗出现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从史诗到现代长诗完成了一次跨越。遗憾的是，中国的长诗创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跟进。早期中国新诗人的长诗创作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他们仅仅理解到长诗量的扩张，而没有理解到质的探索”（痖弦语）。因此尽管中国新诗历史上出现了不少长诗，更多的只是在叙述一个事件的发展，一个人物的故事，而忽略的是，一部长诗精神层面上的表达以及诗质的把握，使长诗无法真正体现现代诗歌的精纯和严密。

　　毋庸讳言，《重庆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些理性思考而创作的。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努力坚守的是全诗的现代品质，这个品质就是现代经验和现代精神的重逢。人和城市、城市和人，历史和现实、现实和历史，这些对应关系中的隔阂和亲近、血缘和变异所呈现出来的情愫，就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一个具体的人。它的所指，正是一种真实的生命意识和捍卫人性的尊严。

　　重庆历史上的巴蔓子将军、钓鱼城之战、较场口事件、磁器口大轰炸、陪都、重庆谈判、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沙坪坝红卫兵墓等等，所有这些人和事件都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重庆书》需要勾勒这个城市的历史脉络，但绝不仅仅是在单一的历史层面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追溯，而是着眼张扬一种民族气节和精神，在整体上提炼出这座城市的灵魂。尽管如此，如果只是停留在历史的层面上，没有锲入点把这种历史植入现实层面，与现实形成呼应之势，那么，这个城市的精神和灵魂也是僵硬、缺乏活力的，我们同样无法找到这个城市的现代品质以及历史与这个城市的现代品质的关联。在现实层面上，《重庆书》以具体的现代城市、现代人与历史的对应点，确立这个城市以及城市和人相同的血缘。有了这样的确立，历史有了现实深度，现实有了历史深度。

　　我希望这是一部真实、沾有“地气”的《重庆书》。面对当下的文学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出现的一些现象，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毫不掩饰自己，我也非常看重诗歌写作中的语言、形式、技巧等一切手段，但是，我更加看重写什么。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对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生命价值的深刻关注，是我们的一种责任。

　　《人民日报》 (2003年11月20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