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宋希平

　　广东高州某富豪举办的一场超豪华婚礼，引来人们的关注和评论。这些言论大多从当地政府部门配合、支持、参与婚礼可能表现出的权、钱纠葛这个角度出发，提出置疑和批评。直接针对婚礼本身的非议其实并不多，因为这类事已经司空见惯，没啥嚼头；夸富斗狠也历来不为社会正常舆论见待，说它好，说它孬没什么意思。

　　偏偏有人为这件事叫好。曹林先生在11月18日“人民网观点频道”发了篇文章《》，给它安上个舶来的名字叫“炫耀性消费”，列举了这样的消费之主观客观的种种好处，将其拔高到“对我们这个社会起着很大的建设性功能”。为此作者演绎出该富豪是在“自己花钱为自己办事”，所以婚礼不但怎么办都有理，还自然具有了积极的“功能”，就开始为它争“权利”。既然要“争”，就要有争的对象，作者又杜撰出“我们的社会”对“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保持着一种暧昧态度”，这个态度还有个“潜台词是：如果把这数百万捐用于教育之类公用事业，该多好啊。”

　　抛开富豪“办自己的事”时所“花自己的钱”的来路问题，即是否“起点公平”不说，也摒除一场婚礼如何有“建设性功能”这样的不刊之论不议，作者认为他所谓社会对此“暧昧态度”的后果，竟然是造成了“有钱人很多选择低消费”，“这与国家宏观经济扩大内需的政策预期完全相悖，富人手中持有的货币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推动消费升级的购买力”。这个罪名有点大了。

　　正好同日同“观点频道”还有一篇吴忠民先生的文章：《》。吴先生严肃地指出：“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成员在迅速增加。失业及下岗工人已达1400万人，而且失业一年以上、下岗三年以上者的比例高达50％以上；农村有1.5亿人左右的富余劳动力，其中包括4000万人以上的缺乏最起码生存保障的失地农民。从其基本的生活状况来看，工人阶层尤其是农民阶层的收入增长极为缓慢，象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工’的月收入十几年来长期维持在500元左右，而在比较落后的地区如张家口的‘农民工’月收入只有150元左右。这种情形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幅度是极不相称的。”我们也抛开吴先生认为这种情形对中国社会其他方面严重危害的“危言”不提，就这种现实与“内需”的关系，他说：“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现象还会使消费市场日益萎缩，削弱内需拉动力，严重降低中国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中国目前的内需拉动力之所以无法得到有效的提升，其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群体消费能力极为有限。”

　　同样一个难于拉动的“扩大内需”，其原因竟然有差别如此之大的两种说法，其中反映出的可能是个人认识层面的高低，更可能是社会不同利益立场的态度。我当然同意吴忠民先生的观点，解决中国贫富分化加剧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如何尽快达到允许差别的共同富裕，并没有想过“如果把这数百万捐用于……”这样的“潜台词”，因为我压根就没有对多数富豪的慷慨报过大预期。而靠“内需”来拉动中国经济这个初衷的实现，完全有赖于“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如果有人说曹先生呼吁把富人手中货币有效转化为“推动消费升级”也是为“扩大内需”献计献策，我的看法是如果消费再靠富人来“大跃进”般的升级，那么建立在全民基础上的“内需”就逃不脱“翘翘板效应”而只会更加疲软。在吴先生担忧的“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环境中，少数人的“消费升级”还想升到什么程度？升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地步吗？这是过头话，好在完全不是我们社会的主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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