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凡事“三思而后行”。农村基层工作难在“上面千条线，乡镇一根针”。穿针引线功夫全凭工作环境、以财行政、政策稳定三项。然而，粗略思量影响乡镇决策能力的主要方面归纳起来有三个。

　　优化基层工作环境———警惕举报信息污染

　　首先，举报作为上级监督下级、执法执纪监督获取信息的渠道，功莫大焉。然而，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长期对举报行为只重视资源性，忽视真伪性，只关注群众性，忽视匿名性，只重视单向惩处性，忽视保护性的做法，在一些地方已经造成信息污染即“信息不对称”，酿成不良后果。暴露了相关约束性法规政策缺乏辩证性、连贯性。一方面，这种制度性缺陷，已经在部分地方被少数不良分子所利用，越来越成为个别宗派势力或落后人群，用以牵制和对抗基层党政有效行使职权的障碍。个别严重的已经影响到当地政治稳定、社会人心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具有信访举报检查职能的上级机关部门之间，查处信息不能共享，甚至人为制造“信息壁垒”。这就浪费了有限的行政资源———不该查也查；耽误了真正职能的发挥———腾不开手查该查之案；疏远了机关部门之间的关系———信息封锁，缺乏协调；恶化了基层工作环境———反复查处，没完没了。

　　诬告陷害这种破坏性的社会现象，必须引起各级，尤其是决策层高度的警惕。这里呼吁急于建立起一套对蓄意诬告陷害他人不法行为的道德性规范，制度性约束，法规性惩戒三结合的上下协调、社会综合治理的机制和措施。

　　“花钱难”的困扰———乡（镇）、村财政捉襟见肘

　　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作为贫困县的乡（镇）村可用财力一般减少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左右。镇村两级普遍存在的历史债务无法消化，人员工资无法保障，行政运转举步维艰。

　　“保工资，保运转”成为政府的口号。其实工资执行的水平也很低。乡镇机构改革后，镇公务员大幅度精简。在岗干活的反不如下岗分流的收入高。限于财力，乡镇也拿不出可供调配的现金手段，以激励和调动干部的活力。甚至连考勤奖也发不出。农村大约三分之一的小村，农业税附加那点钱，连村组干部的工资也保不住，运转更难。村干部一年一千多元工资，不如出外打工两个月的工钱。组干部的更少，只几百元。所以“不愿再当村干部，村民组没干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偶尔好不容易挣来上面一个政策性的建设投资项目，一是要乡、镇、村“刚性的”配套资金，并且还要限期上交；二是上级要统一施工队施工。收的老百姓的钱花掉了，基层反而不知情。由于工程成本高，往往三个钱只能办成两个钱的事，还不能保证工期和工程质量———看见的管不着，管着的看不见，干生气。一些发给农民的灾减或救助款补贴之类，批次数量极少，还死抠时限。要求手续繁杂，检查繁多，极大的加大了乡镇的行政成本负担。所以有些钱，就是给了，乡镇也不情愿要。有的甚至干脆不要，免得增加犯错误的把柄。

　　政策多变的惶恐———基层难以承受的改革之重

　　二十多年的改革历史，就是从安徽农村拉开的序幕。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农村的形势。同时，针对农村的改革，近年也有一哄而起之势。1998年粮食改革；1999年村民委员会自治改革；2000年农税改革；2001年乡镇机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2002年农税征管改革；2003年粮食征购和补贴改革。并酝酿进行并乡（镇）、并村的改革。六年竟有八次针对农村基层的改革大动作，不管怎么说也确实让人难以承受其重。

　　一是改革震荡之重。改革意味着利益调整，利益驱动的杠杆倾斜，必然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作为基层政权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持地方稳定。但是每一次改革带来的利益分配和重组。都留下了一些长期难以消化的后遗症。比如乡镇机构改革分流下岗人员，三年保工资之期将到，下一步怎么办？财政上收管造成新一轮“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村民主自治换届选举激活了农村社会各种势力的较量，产生了新的矛盾焦点。目前的并乡（镇）、并村的改革还没有开始运作，就已经有个别乡、镇、村干部人心浮动，工作停滞。有些乡、镇、村干脆连今年的农业税也不准备收交，只等着合并起来后，安安泰泰吃“大锅饭”。

　　二是改革成本之重。改革需要付出牺牲，其成本昂贵。“自费改革”的含义就是，你要改革，你就要自己有能力负担其成本。但是实际上改革的成本主要由农村基层承担。比如，粮改带来的粮食市场的萧条和粮站的亏空；农税改革造成的县、乡（镇）、村三级的财政危机；乡镇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的工资待遇；马上就要进行的乡（镇）、村合并带来的资源浪费富余人员的安置，等等。所有这些属于改革成本范畴的负担，最终化为农村基层长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的“债务”负担。

　　农村改革当然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每一次改革的目标，预案、决策的制定都要辩证思考，符合实际；对改革成本和后果等相关性的研究都要做到缜密、慎重。农村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尽量做到深入实际，切合农情，符合民意，面向基层，注重调查，科学决策，三思而后行！

　　颍上县六十埠镇党委书记龚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