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线新闻部／策划 本报记者 李岚／文 刘梦涛／图

　　她本以为，既然到了郑州，就和郑州人没什么区别了，后来才渐渐明白，自己永远是郑州人眼里的“外来户”。她说，只有回到这个楼上，和这些与她命运相似的姐妹在一起时，她才没有自卑感。俺这一家人

　　11月13日早上6点，天还没亮，我来到了闫庄村。在一幢三层小楼里，见到了“蔗汁赵”。他正在炉灶上熬中药。他说，药是熬给得胃病的媳妇三妮喝的。

　　“蔗汁赵”名叫赵伟。他把药熬好后，就到走廊里冲三楼喊：“燕子，英子，该起床了！”燕子和英子是赵伟的两个女儿，燕子上初二，英子上小学三年级。

　　十几分钟后，衣着素洁的两个小姑娘跑下了楼。赵伟从兜里掏出一些零钱，递给年龄稍大一点的女孩说：“燕子，你领着妹妹到王姨的摊上喝胡辣汤吧。”两个女儿拿着钱蹦蹦跳跳地走了。望着她们的背影，赵伟说：“俩孩子最爱喝胡辣汤。挣钱再难，也得先尽着孩子吃喝，俺看不得孩子受委屈。”

　　听到有人说话，三妮从卧室走了出来。拉我进屋后，她忙把被子往床里推了推，使劲在床边上拍了几下说：“咱农村人，别说沙发，屋里连个椅子也没有。你别嫌弃，坐床上吧。”

　　借着墙上一盏小灯泡发出的昏黄微弱的光亮，我四处打量了一番。小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张床头发黑的硬板床，一张红色的小方桌，一台14英寸的旧彩电。见我四处张望，三妮显得有点不自在：“同样住楼房，城里人家啥都有，俺家却像个要饭的，让你见笑了。”

　　8时，晨曦折射到窗玻璃上，看样子是个艳阳天。赵伟夫妇兴奋起来。赵伟说，做甘蔗汁生意是看天的。天气好，喝甘蔗汁的人就多，遇到雨雪天，连摊也出不了，更别说赚钱了。成了“蔗汁赵”

　　近9时的时候，我跟着赵伟夫妇来到了汝河路的农贸市场。

　　赵伟用扫帚把自己不大的摊位扫了扫，开始卸东西。摊位摆上了个把钟头，还没有一名顾客上门。赵伟夫妇似乎早已习惯，一根一根地刮着甘蔗，再砍成段儿放到榨汁机的存放箱里。赵伟说，提前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等人多的时候，就不那么忙了。

　　趁着没什么生意，赵伟一个人招呼摊子，三妮和我聊了起来。她说：“我和赵伟都是荥阳农村的，在郑州已经干了8年，可户口还在农村。不是不想把户口办到郑州，是怕花不起钱。再说，户口一迁出来，家里的4亩地就会被村里收走，这等于把俺一家的后路断了。

　　“刚来郑州的时候，我们抱着孩子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瞎逛，对城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和向往。看到那些年轻的夫妇带着孩子逛街，我羡慕极了，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离我有多远。

　　“后来，赵伟到旧车市场买了一辆旧三轮车，他夜里跟人去批菜，白天我拉着菜到市场上卖，第一天下来就挣了二三十元钱，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一下就觉着有奔头儿了。

　　“1996年，大女儿燕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想让孩子留在郑州，就四处借钱。好不容易凑够了几千元钱的集资费，准备给孩子报名时，赵伟突然在夜里去批菜时撞了人。对方看咱是农村人，一下子就讹走5000多元钱。我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送孩子时，孩子哭我也哭。我当时就想，就是拼上命，也得挣钱，把孩子接回来。

　　“三年前，我们开始转行做水果和甘蔗汁的生意。由于赵伟做生意老实本分，榨出的甘蔗汁很受欢迎，熟悉他的顾客都叫他‘蔗汁赵’。那时候，市场很红火，生意好的时候我们一天能挣100多元钱。等二女儿英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一把手拿出1000多元的借读费，把孩子送到了附近一所正规学校。看着孩子天天背着书包，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地到学校上学，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每天卖甘蔗汁时，我和赵伟好像都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一直觉着，这台榨汁机摇出来的不是蔗汁，是我们一家子的未来和幸福。一年后，我们把大女儿燕子也接到郑州来上了初中。虽然是高价生，但为了孩子，我心甘情愿。”

　　正说着，摊前来了几个顾客。看赵伟有点忙不过来，三妮就走过去帮忙。她轻松地摇着机器，三两下就榨好了一杯鲜蔗汁。待顾客付完钱离开后，三妮说，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来市场买菜时，总会到摊上喝一杯蔗汁的。

　　中午12时，放了学的英子和一个同学一起来到摊前。三妮见女儿的同学一手拿着串串烧，一手拿着糖葫芦，就拿出两块钱塞给英子说：“想吃什么，自己去买点。”待英子和同学离去，三妮不服气地说：“不就是个城里人吗，老在俺英子面前吃零食，眼气谁呀。”她说自己被城里人瞧不起没什么，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矮人一头。

　　半个小时后，我和三妮再次走进她租住的小楼。我发现这里家家都是女人在做饭，楼上找不到男人的身影。三妮说，中午一般都是男人看摊，女人回家给孩子做饭。这里的租房户都没有专门的厨房，只是在屋门口找块地方搭个灶凑合着。三妮动手做饭，她说，家里吃饭简单，中午捞面条，早晚是面汤和蒸馍。

　　三妮家的墙上贴着几张“优秀班干部”和“三好学生”的奖状，这些奖状都是燕子得的。提起这些奖状，三妮眼睛里顿时放出自豪的光芒，她说：“燕子从小就听话，在学校也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来郑州上学一年多，每学期都拿奖状回家。我常对她说，咱生活上比不得城里人，学习上一定要超过他们。可不能像爹妈那样，除了能做个小生意，啥本事也没有。”

　　一旁的燕子听了，悄悄对我说：“俺妈经常说，谁不好好学习，就把谁送回农村老家。我和妹妹最怕回农村老家了。”

　　燕子姐妹俩住的小屋不足6平方米，但里面竟有一个书架和放着台灯的书桌。燕子说：“俺爸妈住的屋里只有一个小灯泡，还很少开灯，他们心疼电费。俺俩的屋里有一个电棒和一个台灯，晚上开多久，爸妈都没心疼过。俺爸说，用电再多，也不能把眼睛累坏。”

　　孩子们吃完午饭，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三妮这才端了一大碗面条，“呼呼噜噜”地往嘴里扒。等露出碗底时，她用手抹了一下嘴说，尽管在城里生活了8年，尽管在老家人眼里自己已经是半个“城里人”，可在城里人眼中，她永远都是“乡下人”和“外来户”。就连她自己也觉得和城里人之间隔着一条沟。有一次她到浴池洗澡，为了争一个放衣服的箱子，一个城里的大嫂当时就“冲”了她几句：“你一个农村人抢啥，看看你身上的衣服，就是扔在大院里，也不会有人拿走，用得着往箱子里锁吗？”三妮听了非常生气，却没有还嘴的勇气。

　　正和三妮聊着，楼上卖糖梨的小贾、炸米花的小苏、卖丸子的小芹和强子的老婆也端着碗走了进来。

　　小贾是湖北人，在郑州卖糖梨已经5年，孩子也在郑州上小学。她说，如果不是为了让孩子有个好前途，她早和丈夫回老家种地了。小苏的生意也不太好，街上不让随意摆摊，她只能骑着三轮车满街转，一天跑下来，顶多卖二三十块钱。在郑州苦撑着不回老家，主要是怕回去被村里人瞧不起。她常听城里人叫自己“黑户”和“盲流”，心里很不痛快，又没一点办法。她本以为，既然到了郑州，就和郑州人没什么区别了，后来才渐渐明白，自己永远是郑州人眼里的“外来户”。她说，只有回到这个楼上，和这些与她命运相似的姐妹在一起时，她才没有自卑感。

　　当提到郑州户籍政策放宽的话题时，小贾说，她不打算留在郑州，等孩子考上大学后，她就可以回老家了。只有强子的老婆问了一些有关办理入郑州户口的问题。她是想给正在上高中的大儿子办一个户口。

　　三妮说，等攒够了钱，就在郑州买一套房子，把两个女儿的户口迁过来。奋斗这么多年都是为了让孩子留在郑州，有个郑州人的名分，她们今后才不会受城里孩子的歧视。小贾用手推了一下三妮：“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上大学得好几万块钱呢，哪有拼死拼活供女孩子上学的？”三妮听了很不高兴：“女孩子咋了？在城市，女孩子有出息的多了，比男孩子还强呢。”

　　回家的路上，每当走过一幢灯光闪耀的高楼，三妮都会扭头看上一眼。她说她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两个女儿出人头地，让她和赵伟到老的时候，能住在这些高楼里，过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记者手记

　　为了真实感受赵伟一家的生活，我连续跟着赵伟夫妇卖了两天的甘蔗汁。

　　采访中我了解到，赵伟和三妮虽然一直在为“变为城里人”奋斗着，却又不敢冒险把自己的户口迁到郑州，他们在大都市闯荡的同时，还没忘记给自己在家乡留条退路。但他们满怀希望，相信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过上他们憧憬的城市生活。

　　在郑州，像赵伟家这样的外来人口成千上万，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靠做一些小生意辛辛苦苦地赚取一分一厘的血汗钱。他们心中一直有着“做一名真正的城里人”的渴望。

　　多少年来，户口一直是划分人们生活界线的标尺。今年8月，当郑州市户籍政策放宽的消息传出时，那些持有“暂住户口”的人们，突然间看到了曙光。沿用多年的户口迁移审批制度逐步被废弃，“农业户口”、“暂住户口”、“非农业户口”被取消，“城里人”与“乡下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等不同的身份概念，包括“流动人口”、“盲流”、“黑户”等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均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