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昨日《半月谈》披露信访工作的四个80％之后，媒体又公布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80％：我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自杀，其中80％以上的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都是农民。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服农药是农民主要的自杀方式，全国农村每年有15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死亡，50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未遂（中国青年报11月21日）。

　　农民——这个中国公民中人数最为庞大的群体，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那么轻易地结束宝贵的生命？

　　除去精神疾患之外，几乎所有的自杀都源于极端绝望。我们承认，并不是所有的自杀都是由社会直接造成的，但谁都明白，爱惜生命是人生在世最起码的选择，大量的农民选择自杀，无疑折射出了农民阶层的艰难处境。

　　在陆学艺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报告》中，农业劳动者阶层名列第九，仅仅位于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之上。陆先生是以职业分化和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进行社会阶层的划分的，而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基本情况是“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往往也低于上述所有阶层，所以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比较低”。　尽管农业劳动者阶层本身构成非常复杂，其个体和地域差异不容忽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确实位于社会的底层。

　　对农民进行社会阶层分析也许和农民自杀的联系并不十分直接，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国家信访办主任周占顺日前接受《半月谈》采访时透露出的农民上访原因，就能明白农民作为底层阶层所承载的生存压力。周占顺主任称，三农问题是上访的一大焦点问题；上访者主要反映的是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落实不到位，农民负担没有明显减轻；村组财务管理混乱、村委会换届选举不规范；违规征占买卖土地，补偿标准较低且被层层截留克扣，失地农民得不到妥善安置；乡村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干群之间矛盾突出。

　　周占顺主任所列举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农民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非常低的另一种表述，甚至也可以看成农民作为“二等公民”的现实反映。在种田效益非常低的现实情况下，农民还要向国家交纳各种税费。农民没有医疗和失业保险，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水平不可与城市同日而语。农民被征用土地后没能得到安置，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由于民主意识欠缺，农民为乡村社会管理支付的成本过高。农民到城里打工，往往会受到各种歧视。既如此，当农民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感到压力沉重时，他们中间出现相对较高的自杀率就不是费解的事情。

　　关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即两头大中间小的橄榄型结构最为合理。与此相反，目前我们的社会阶层还是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其典型特征是极少数人居于上层，大多数人居于底层。极少数人占有了大量的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大多数人承受着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思想、感情和精神上的。而位于底层的大多数，除去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外，就是农民。当无理可诉或者走投无路的时候，彻底失去信心的农民就容易选择自杀的方式对社会发言。

　　要降低农民的高自杀率，可以开出很多剂药方，但从根本上说，当务之急是从制度设计上给农民松绑，下决心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待遇，把他们和其他公民平等对待。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中间阶层行列，加快社会阶层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化，农民自杀率居高不小的社会难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朱胜国　四川　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