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23日举行的反腐倡廉“高层论坛”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著名学者、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先生。

　　记者：目前流行一种说法，反腐败必须加大腐败成本，你怎么看待？

　　邵道生：就现实情况来说，（某些领导干部）凭着一张条子就可以拿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种利益诱惑实在太大。在这个时候，就必须加大腐败成本，让他在腐败里面得不到好处。

　　记者：导致贪官外逃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邵道生：很多贪官在外逃之前早就作好了准备、策划，想好了退路，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到了国外。一出问题，马上开溜。对此，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对高层官员的护照等很多问题都作出了规定，也派人到各个省去查了，措施还很有效。

　　记者：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

　　邵道生：9月29日生效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2003年年底即将完成起草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外逃贪官来说，是当头一棒。我认为，实施“黑名单”制度也是防止外逃的有力措施。列入“黑名单”的一是“职务犯罪嫌疑人”；二是群众有检举揭发的，且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的；三是大案、要案的“保护人”、包庇人。具体的，还可以讨论完善。

　　记者：最近，面对反腐败力度的加大，有贪官采取“自杀”，以保护家庭和集团利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邵道生：对这个问题，我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贪官为了家族的利益自杀，认为我死了，你就不能追查我了，死了以后，剩下的钱就留给自己的子女，这是一个动机。还有就是为了集团利益，为了腐败的攻守同盟。

　　记者：难道自杀了就不能查了？

　　邵道生：按照宪法，自杀了就不能查了。我的观点是自杀了也要查。贪官自杀了以后，还是要将贪污国家的财产没收、充公，要一查到底。

　　记者：期权是反腐败领域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对此你觉得应该怎样预防？

　　邵道生：这实际上是一个官商勾结的问题。怎样反对集权化，工作相当复杂，首先，我们要密切关注那些特别关照某些企业、特别是关照某些私人企业的官员。但是他们可以说，我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呀，他打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旗号，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早就已经有了一种默契，对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本报记者邹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