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李克杰

　　近三年前已经定案的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被谋杀案，又被中央电视台“翻”了出来。当这个情节本不复杂的案件再次公布于天下时，稍有社会常识（甚至无需法律知识）的公众都会为此案感到疑惑，为已被判刑的吕西娟和杨清秀而扼腕叹息，也为西安中级法院法官们枉法裁判和虚假作证而感到无比气愤。（案情详见央视《社会记录》：法院院长“谋杀案”，11月23日）

　　为什么一个工厂女工到法院院长办公室“闹事”竟然“闹”出个杀人罪来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她“闹事”的地点错误――在院长办公室，“闹事”的对象错误――是堂堂的中级法院院长，于是她和指使她“闹事”的法官都被扣上“故意杀人”的罪名而锒铛入狱。

　　很明显，在这个案件中，“关系”掩盖了事实，“权力”亵渎了公正，“利益”践踏了法律。这个案件的最大问题是，被害人的下属违法，由被害人的下属审判，并由被害人的下属作证，而被害人则高高在上，“静”观其变。西安中级法院本该集体回避、由陕西省高级法院指定管辖，事实上却没有这样做。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一个道理：程序是正义的基石。离开正当程序就不可能奢望实体正义的实现。

　　其实，从法律上讲，本案暴露了我国回避制度的重大缺陷。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回避情形，但从规定的四个情形看，前三项（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显然不适用于本案。但第四项规定（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既笼统又模糊，给审理案件的法院或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本案审理过程中之所以能驳回被告人的回避申请，关键正在于此。

　　事实上，法院院长的权势及及其对法官的无形控制力，严惩影响了本案的事实认定和行为定性，从证人到审案法官似乎一下子都失去了应有的理智，违背了法律的规定，背离了法律正义。此案为我国的回避制度提出了严肃问题，官员的“权力影响”和“人缘资本”能否成为申请回避的理由，人民检察院可否提出法官乃至法院回避申请等，亟需进行研究解决。

　　在审判实践中，执行回避制度时还存在许多不规范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规范，让人感到伸缩性太大。比如，湖北省十堰中院一位法官犯受贿罪，案件却由下属法院审理，结果导致法院三判无罪，检察院两次抗诉，法院最终才判决有罪；辽宁省高级法院原院长田凤歧案却由下属丹东市中级法院审理；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却由济南市中级法院审理等。严格说，这些案件在程序上都难以摆脱各种“关系”或势力的干预和影响。也有一些案件在回避制度上执行较好，堪称典范，如湖北黄岗中级法院原院长犯罪案就由黄石市中院审理，海南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犯罪案则在武汉市中院受审，云南省长李嘉廷案则由北京市中院审理，有效地切断了任何妨害公正审判的联系。

　　总之，法院院长“谋杀案”应该引起我国相关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除了尽快重新审查此案外，着重从制度上消除产生伤害法律正义的环境和土壤，切实健全我国的回避制度，让悲剧不再重演。

　　另外，本案还有一个教训值得全体公众汲取。这个案件提醒广大公众，遇事要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不要企图采用违法方式，以威胁或暴力的方式解决纠纷，维护自己合法权益，防止自己的不冷静行为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到头来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假如杨清秀没有纵容吕西娟找院长“闹事”，假如吕西娟没有到院长办公室“闹事”，纵然院长有再大的权力，再大的影响力，他能将吕西娟和杨清秀两人定罪，送入大牢吗？事实上，吕西娟通过跟院长闹事的方式，不仅没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而为自己招来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尽管其中难免掺杂院长的无形干预和法官的枉法因素，但总是吕西娟和杨清秀授人以柄在先。在现实生活中，自认为受到委屈或损害的人，采用过激行为维护自身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杨清秀事件应该给这些人敲响警钟。

　　公民的合法权益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是公民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的唯一正确途径。任何歪门邪道都不会给公民带来真实利益，相反，有时还会引火烧身，得不偿失，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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