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巴金先生的百年诞辰，各地的知识界都在举行有些庆祝活动，媒体纷纷以大篇幅进行了纪念性报道。一个高龄老人的生日引起这样广泛关注，说明巴金先生在知识界以及广大公众心中的地位之高。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不但要给病床上的巴金老人送去真挚的祝福，更要好好仔细盘点巴金为我们留下的“遗产”，以便从这位文学老人那里获得有意义的训诫。因为这才是巴金先生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我们如果能将巴金先生的人格精神薪火相传，这也许将是对巴金先生最大的祝福与安慰。

　　巴金的第一遗产就是对自由的高度渴望。他的《家》、《春》、《秋》三部曲曾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的案头圣经，激励他们走出闭抑的旧家族的道德阴影，去创造自由的新生活。他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以优美的文笔，转达了一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精神的热切向往。他对自由的极度渴望，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薪火，递送在前赴后继的人们手里。

　　巴金的第二遗产是对暴力的痛恨。他描述“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他的沉痛声音至今仍然萦绕在人们耳边：“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

　　巴金的第三遗产是忏悔和反省。十年“文革”中，不仅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暴徒，而且巴金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被迫参与了罪恶。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类似的忏悔，还曾发生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和巴金组成的“忏悔小组”，是20世纪中国涌现的最可珍贵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之一，尽管数量稀少，但他们的存在，还是令现代史获得了道德的深度。因为正是道德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有可能转入更符合人性的运转轨道。

　　对巴金的精神遗产的关注不仅传递了人们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也投射着对各种非正义暴力泛滥的忧虑，以及对通过道德忏悔来改造社会的诉求。但巴金并不是神明，我们既不要刻意贬损他的历史过失，也不要企图把他变成一个文学和道德神话。正如巴金本人所陈述的那样，面对个人无法扭转的现实，他自己曾经如此软弱和怯懦，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的缺憾。

　　巴金是一座微型博物馆，在他的履历中，记录了中国知识精英曲折痛苦的思想道路。他的故事，就是一部缩微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记录。巴金百年诞辰纪念，与其说是为一个在病榻上痛不欲生的老人做寿，不如说是一次岁月的沉痛回溯，它请求我们返回到过去，对历史重新进行审视，并借此重新审视和设定我们的未来。朱大可（上海文艺批评家）（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