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经济”主要是指我国农民跨地区、跨省份到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境外通过提供劳务获取报酬的一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我省农村人力资源增长过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寻求更加充分的就业机会,就必然向农村以外转移,“打工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实践证明,“打工经济”已经成为近年来我省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能有效地缓解农村巨大的人口、粮食和生态压力,有利于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村人文环境的改善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因此,不应再把“打工经济”仅作为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使其停留在自生自长阶段,而是应当对其进行全方位把握,作为一种新的支柱产业来加以认识和对待。要用抓“计划生育”的力度来抓“打工经济”,使之能够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发展。

　　从政府部门的角度出发,首先应当提高打工者的素质,把劳务输出的重心从单纯的劳动力利用逐步转移到人力资源开发上来。直面我省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实情,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根据自身条件兴办各类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以增强农村劳动力外出的适应能力和就业空间。其次,应当增强组织程度。在当前城市化水平不高,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就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应当更多地去建立一些为农民外出服务的中介咨询组织和劳务信息服务机构,从而减少农民外出打工的盲目性和低效性。

　　要不失时机地进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中心的农村生产资料体制变革和产权制度创新,为“打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前提。探索建立有贵州特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充分发挥土地的资本流通和收益分配功能,可根据对外出打工的农民本人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依法有偿转让等等。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加强农村的社区组织工作和社会保障工作,真正解决农民外出打工的后顾之忧。

　　必须实行“民工统筹”。一方面农民的户籍所在地应加强组织和管理,尝试在打工者相对集中的城市建立就业管理组织,为打工者提供就业信息和法律法规咨询服务,帮助解决劳务、劳资纠纷;另一方面,农民的打工所在地应当正视农民进城打工的实情,修改对民工使用的一些歧视性政策和地方保护主义法规,实现对民工流动的有序的管理。对当前在民工使用中的一些不平等现象,政府也必须加以干预和管理,应当尽快建立带有普遍性质的工伤保障制度,从而规范整个市场的秩序。

　　作者：张忠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