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儒

　　前年到日本长野县访问，认识了洼岛诚一郎先生。他身材高大，比一般的日本人，要高出一头。他衣着随意，甚至会见地方要人官员，也是牛仔裤、夹克衫。他言辞犀利，对时事政治、画界文坛，一针见血，毫不隐晦，在日本人中，实在罕见。

　　去长野之前，我听朋友说，他是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儿子。我与水上先生经常见面，但从未听水上先生说过。他既是水上的儿子，为什么姓洼岛？仔细观察他的眉眼神情，又确有几分相似。

　　那时，我还没读过他的书，只知他是私立“信浓美术馆”和“无言馆”的馆主。一个人，在物价昂贵的日本，能开两个美术馆，不是手眼通天，就是日进斗金，否则连想都不敢想，他却办成了。

　　“信浓美术馆”很小，设计为山中木屋状，主要收藏展示村山槐多、关根正二、野田英夫等英年早逝画家的作品。“无言馆”较大，是座十字架状灰白色建筑，陈列在二战中被驱赶到战场而死亡的艺术院校学生的习作。

　　我没问洼岛建“无言馆”的初衷，但我想，漫步在幽暗的展馆中，每一个参观者都会问，是谁把他们驱赶到侵略战场？是谁夺去了他们手中的画笔？是谁夺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我不懂画，与洼岛交谈不多，但有件事，我很感动。在观光大巴中，有人问我在哪里学的日语，我说在大连外院，启蒙老师是山越荣先生，听说她就住在长野县上田市，但已经分别35年了，也不知还在不在？洼岛先生很认真，当即与有关方面联系。那天晚上，在我们下榻的温泉饭店，我见到了恩师，相谈甚欢，感叹欷歔。

　　回国后，我读了洼岛送给我的《绘画放浪》、《鼎和槐多》、《无言馆之声》、《给父亲的信》、《美术馆的风景》、《野田英夫评传》等书，对他的身世、家庭、道路才有所了解。

　　洼岛确实是水上勉的孩子。他少年时代，体弱多病，酷爱读书，敏感多疑。9岁时，他发现父亲有个账本，偷偷记着他的生活费，他感到奇怪。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自己的长相、个头、性格、爱好、脾气，与父母都截然不同。上高中时，他去医院治疗皮肤病，发现医疗档案上自己的血型是O，母亲是A，父亲是AB，年轻的医生说：“你也许是养子。”他决心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于是背着养父母，开始苦苦寻找。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多年后，他事业有成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水上勉。原来在他3岁时，水上勉失业，患了肺结核，整日以酒浇愁，穷困潦倒，无法抚养子女，就把他送给了修鞋匠洼岛夫妇……但他至今仍姓洼岛，因为养父母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他不能忘记养育之恩。

　　他家境贫寒，连高中都没念完，就出来谋生，学过烹饪、绘画、舞台表演，当过印刷工、旅馆服务员、咖啡馆跑堂，开过酒吧，画廊，当过画商……当他的生意有了起色时，开始收藏绘画，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家里渐渐摆不下了，他冒出了一个念头，建一家私人美术馆。1978年，“信浓美术馆”落成，在日本开了个人建美术馆的先河。

　　他现在是职业收藏家、鉴赏家、评论家。听他谈画，是一种享受。谈着谈着，他先沉醉了，而听者，也进入了微醺的境界。这使我想起了水上勉先生朗诵诗的情景。

　　这几年，他多次来中国访问，有一次还带着美术馆的全体职员。在参观河北文学馆时，他写下了“凉风热思”4个大字，意为在凛冽的凉风中内心依然像火一样燃烧。他在赵州桥的留言是：较之鲜花，我更想当一棵草。这两句话，或许是他人生的信条。

　　去年春天，接到洼岛先生来信。他说：“我写了一篇以中国为舞台的小说，发表在日本文学杂志《昂》五月号上，寄上请您看看。这是根据近几年到中国访问的见闻写的，很不成熟，请多多指教。”

　　这是一个中篇，题名为《石榴和枪》。日本人秋月是私立美术馆的馆长，偶然看到了一张中国风景画：红瓦屋顶，石墙，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一棵挂满果实的石榴树，树下倚着一枝枪。这张朴素纯净的油画，使秋月激动不已，仿佛听到一声呼唤。他来中国寻找画家的作品，想在日本为他开个展览会。多方寻访，知道画家芦景文，抗战时参加了新四军，转战中带着写生本，在战斗空闲作画，在战场病故后，他的画由他的同学、战友保存。最后他到了画家的故乡，见到了画家的妻子、兄弟，知道画家的母亲当年把枪埋在石榴树下，不愿儿子去流血牺牲，但画家默默地挖出了枪，走向抗日战场，画了《石榴和枪》，留给母亲……

　　小说中，不乏他个人生活的痕迹。我想，他可能试图通过一张画，立体地描绘中国和日本的过去和现在？

　　不知我读懂了没有？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1月25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