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调查（中）

“中国精英”调查（中）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6日13:09 青年参考

“中国精英”调查：病毒和价值观，主要反映京、沪、穗三大城市中上收入阶层对SARS的看法、反映对中国大陆消费观念的认识以及国内目前存在的男女性别之间的一些明显差异。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1月20日　　努雷·维塔奇　　SARS态度　　SARS让我们更亲近　　今年初爆发的SARS的蔓延范围并未像人们事前担忧的那么大，但由此造成的巨大心理恐慌却对社会各领域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接受调查的京、沪、穗三大城市的生意人几乎取消了所有去往疫区的商务旅行计划，大多数的公司还削减了营销和广告支出计划。许多人用在电话会议或视频会议上的时间大大多于以往。　　但是采取极端手段———如关闭在中国的业务或将这些业务转到国外———的公司的数量相对来说还是很少，大多都集中在北京。在接受调查的北京人中，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关闭了一家以上的子公司。　　同样，在SARS蔓延期间裁减雇员的公司数量也很少，80％的公司没有裁员。　　SARS并非全是灾难　　事后回过头来看，这次SARS蔓延所带来的也并非全是灾难，至少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受到SARS影响的人而言，这次的疫情也还带来一些裨益。　　接受调查的北京人中，80％表示SARS期间其所在公司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有所改善，而上海和广州的这一比例分别是85％和91％。另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实是，四分之三以上的接受调查者说他们的雇主因为SARS而制定或修订了他们的应急管理计划。　　一张表现个人反应的图表展现了一幅3、4月间SARS蔓延高峰期城市居民恐慌心理的画面。大多数人购买了必要的医用物品，摈弃了外出用餐的习惯，开始关注各式各样的新闻，取消了去疫区的旅行计划，上网浏览的时间也比以往多了许多。　　许多人花钱习惯也改了，开始由着性子来，怎么高兴就怎么花。生意人要是注意到这一点一定会偷着乐。人们不但给自己购买了医疗保险，而且很多人———占接受调查者的一半左右———还租了汽车以避免因为挤公共汽车或地铁上下班而增加感染病毒的机会。　　我们还发现城市里的有钱人大多认为当地中文媒体对SARS疫情的报道非常全面，这听起来也许有些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报道中国主要城市疫情存在的显然主要是外国媒体。　　简言之，真正感染SARS病毒的人很少，但SARS造成的恐慌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　　SARS不会再来　　SARS彻底过去了。接受调查者中，大多数人认为这种致命病毒已经受到控制，不会再次爆发，至少在中国不会。在所有参与调查的城市中，认为SARS不会再来的人多于持相反观点的人。　　我们来自上海的“凯休曼”（CasualMan）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尤其平静。在接受调查的上海人中，认为SARS还会再来的人只占11％，认为不会再来的人占35％，其余的人则不置可否。　　这与海外专家的观点大相径庭。国外大多数SARS方面的专家认为，到天气等各方面条件合适的时候，SARS疫情很有可能会再次爆发。　　接受调查者普遍认为，大陆政府在今年春季SARS蔓延时针对疫情所采取的行动大大改善了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　　一些人似乎并不知道（或者已经忘记）疫情爆发初期政府隐瞒事实、卫生官员谎报疫情压制真相的情况。也或许这意味着，仍对信息传播加以严格控制的中国政府成功地将其在抗击SARS方面丰功伟绩的一面深深地植入了国人的脑中。　　到8、9月份本调查进行时，休闲旅游和商务旅行都已恢复了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逐渐接近正常水平。　　几乎所有接受调查者都一致认为，SARS所造成的影响完全是短期的。　　万一他们都想错了，SARS又回来了怎么办？　　这也不成问题———大城市中上收入阶层的居民大多相信政府已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相信对于这种已不像起初那么神秘的疾病，即便再来，政府也大可从容应付。　　世人都知中国拥有光明的前景，中国的生意人不容世人脑中的这种中国印象受到SARS的玷污。考虑到心理恐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大于病毒本身造成的损失这样一个事实，或许他们的这种态度是明智的。　　工作态度　　社会地位比财富更重要　　中国有句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要真是这样的话，中国女性所获得的回报就有些不公了。　　有钱的城市男人和有钱的城市女人之间在薪资水平上存在着12％的差别，他们的平均月薪分别是人民币6036元和5377元，分别相当于730美元和650美元。而且，男人在过去一年中的薪资平均增幅为1．82％，而女人只有1．04％。从总体上看，年纪稍大的人在过去12个月中薪资水平有所下降，而年轻人的薪水则有所增加。　　调查结果显?荆诠ぷ骷彝ナ肭崾胫卣飧鑫侍馍洗嬖谧乓欢ǖ牡厍圆钜臁1晃颐墙凶觥疤Э坡保═echMan）的北京人显现出晶片脑袋应有的典型的工作狂特性。对于他而言，工作事业远比家庭重要得多。是和家人共度闲暇时光，还是去完成上司交待下来的一项可能对其将来升迁起到一定作用的任务？如果让他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相比之下，来自上海的“凯休曼”和来自广州的“爱踢曼”（ActiveMan）都觉得这个选择很难做。不过最终他们还是会选择去工作。接受调查的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则更可能选择家庭———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老板会给男性雇员更多的薪水。　　这些人这么努力地工作图的是什么？不光是为了钱。大多数接受调查者认为，社会地位比财富更重要。另外，绝大多数调查对象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花钱时倾向于买那些“绿色”的，也就是环保的产品。　　消费态度　　品牌比价格更重要　　虽然已经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生活了半个世纪，但随着开放的浪潮，中国的消费者很快就学会了资本主义那套品牌决定消费的把戏。五分之三的中国城市白领在购物时会选择带有他们所熟悉的品牌标识的产品。但这一法则在不同性别之间也还存在差异。男性购物时更看重品牌而非价格，而影响女性购物选择的最终还是价格因素。　　著名英国时装品牌登喜路（AlfredDunhill）在中国城市中享有最高的知名度，其次是法国的卡地亚（Cartier）、意大利的范思哲（GianniVersace）和法国的路易威登。要说价格不菲的高级手表（500美元以上），拥有三种品牌产品的人最多。浪琴（Longine）和欧米茄（Omega）旗鼓相当，精工（Seiko）略少一些。但虽说购买这三种品牌手表的人最多，可接受调查者最为推崇的手表品牌还是劳力士（Rolex）。　　至于酒，在本次调查进行前的四周里在上海超市中销量最大的品牌竟然是日本的三得利（Suntory）。这要让法国、苏格兰的那些传统酿酒业老大们知道了，他们还不得让自己酿的酒给呛死！当然，法国干邑白兰地品牌人头马（RemyMartin）、轩尼诗（Hennessy）和马爹利（Martell）的销量也是明显高于其他品牌。　　有意思的是，北京的“抬科曼”是电脑狂不假，可说到其他的高科技小玩意儿，他好像显得有点落伍。比如说Playstation游戏机、DVD、手机短信这些小东西，广州的“爱踢曼”，甚至是上海的“凯休曼”都比他玩儿得多。　　（“中国精英”调查报告上篇见本报11月19日B21版）　　数据　　80％：接受调查的北京人中，80％表示SARS期间其所在公司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有所改善，而上海和广州的这一比例分别是85％和91％。　　12％：有钱的城市男人和有钱的城市女人之间在薪资水平上存在著12％的差别，他们的平均月薪分别是人民币6036元和5377元，分别相当于730美元和650美元。　　60％：五分之三的中国城市白领在购物时会选择带有他们所熟悉的品牌标识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