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四年奔忙催生一器官捐献“条例”(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7日11:28 金羊网-羊城晚报

　　本报记者　周敏　实习生　游星宇

　　吴江影成功推动器官捐献立法，因而入围“2003年度法治人物”候选人

　　交谈人物吴江影

　　器官移植法案先行者，深圳市人大代表。2003年8月22日，在她的倡导与推动下，深圳市人大表决通过了《深圳市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器官捐献法规，被认为是我国首个与国际先进国家相应法律接轨的地方性法规，将对我国器官捐献移植专项立法产生重大影响。

　　交谈动机

　　和吴江影交谈的动机是和两组数字有关：第一组数字是20、30和2：本月吴江影成为“2003年度百姓最关注的法治人物”20位候选人之一，这些候选人是由全国普法办邀请的30位法学界、新闻界的专家学者和资深记者推选的。而在这个名单中，有两位出自广东。

　　第二组数字是四个1：自8月22日《条例》出台至今，深圳市已经有1例非亲缘性器官捐献，1位四川打工妹的角膜给了他人光明；1例亲缘性器官捐献，1位母亲的肾脏延续了孩子的生命。

当代表也要有诀窍　　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要恭喜您入围2003年度法治人物的候选名单。

　　吴江影（以下简称“吴”）：我刚刚出差回来，听说这件事心里很激动，不是为自己高兴，而是为中国法制进程的脚步兴奋。一个繁荣的社会要靠有序的工作去发展，法治就是从无序到有序。本次年度法治人物的推选是由全国普法办和《法制日报》、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是司法工作者和新闻媒体推动法制建设的努力。我个人只是沧海一粟，当选与否并不重要。

　　记：您觉得自己为什么能入围？

　　吴：我想，多年来我作为人大代表确实做了一些工作，对法制建设起了一点点作用，这应该是原因吧。

　　我当了14年人大代表，自问多年来做了一点工作，我能体会到广大群众和选民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人大各种会议召开的时候，我的手机就没停过，都是素不相识的选民打来的，有的选民甚至用快递送来材料，这是一种期盼、一种信任，是我工作的动力。

　　记：我了解到，您的不少议案都被列为“人大常委会重点办理议案”，“重点办理议案”每年不过一两件，许多代表都开玩笑说，您的“命中率”最高。

　　吴：做人大代表也有“诀窍”的！（笑）要抓住社会热点，向政府提出中肯的意见。一方面要说真话不说假话，不管真话好不好听；另一方面，人大代表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提出问题，还要提供改进的方法，一味地去指责是没有用的。我提出的议案六次都被列为“人大常委会重点办理议案”，主要是议案反映了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所反映的问题具有广泛性、时效性、可操作性。

　　记：您的议案也许会对现有的利益格局有所冲击，您有压力吗？怕吗？

　　吴：没有压力是假话。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沧海一粟，老百姓选我，我就要为他们办点实事。怕？不怕！不是有句话叫“无私者无畏”嘛！（微笑）

　　两写议案吁请立法

　　记：您是深圳第一个提出要为器官捐献立法的人，是什么原因让您在1999年3月联合11位代表，提出《关于将深圳市角膜移植立法列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议案》？

　　吴：当时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很震惊。一个医生把死亡病人的角膜摘下来，移植给另外一个病人，让他重见光明，自己却被死者的家属送上了法庭。我想能不能出台一部器官捐献的法律，把捐赠者、受赠者、医生三方面的行为都规范起来，使得捐赠的人、需要器官移植的人都有渠道，医生也有法可依，结束器官捐献的无序状态，同时也杜绝器官买卖。

　　我有很多医务界的朋友，看到他们常常为了寻找器官捐献的供体疲于奔命。他们也多次向我谈起，希望通过立法来从根本上解决器官捐献供体缺乏的问题，用法律来引导和推动器官捐献。

　　一方面社会有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当时深圳已经形成了器官捐献立法的土壤。1999年，身患绝症的女硕士向春梅，在生命最后一刻自愿捐献眼角膜。她的事迹通过媒体报道，感动了整个深圳。深圳无偿捐献角膜的人越来越多。

　　记：2002年，您又写了一个议案《关于加快角膜移植立法的议案》，为什么？

　　吴：从1999年到2002年，在向春梅之后又有33人捐赠角膜，受惠的患者达到77人，这些都是自发的。我觉得器官移植立法要加快步伐，2002年就写了第二个议案。其实，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6月就组织人员到国内外进行了调研，随后起草了草案。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告诉我，既然为器官移植立法，就希望不仅仅局限于角膜，而是全部器官移植的法律规范。看到人大、卫生局、法制局都在为器官立法调研、论证，我觉得成功的希望更大了，所以再次写议案建议加快立法进程。

　　深圳最具立法土壤

　　记：从当初您提出议案到法规通过，经过了漫长的四年，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阻力太大吗？

　　吴：深圳市法制局对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法的制定，1999年就列入了计划。经过调研、起草、论证，反复征求医学专家和各界的意见，2000年底形成初稿。其间几易其稿，于2003年4月提交给深圳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一次审议。会后，又将修改的条例在媒体上公布，召开研讨会，征求市民和专家的意见。其后又在6月17日和8月22日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审议。

　　人体器官捐献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立法过程的审慎体现了对人的充分尊重。立法周期较长也是为了法规更完善、更便于操作、更符合中国人情。

　　至于阻力，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在立法和审议过程中，大家的观念有碰撞，但都是对一些具体条款有不同看法。关于器官移植立法的根本宗旨，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最后，参加表决的30人中，28票赞成，2票弃权，0票反对，也说明了这一点。

　　记：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没有权力毁损，就是死后还要保留全尸，在如此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下，用立法来为器官移植保驾护航，为什么会没有阻力？

　　吴：的确，我们从封建社会走过来，人体是神圣的，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还持有“全尸”的观念。但是，从封建社会走到今天，特别是这20年，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价值观在发展。

　　深圳的经济发展领先，观念更新也比较超前，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深圳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包容性较强、社会氛围开放的良好土壤，而社会各界都在朝着器官捐赠立法的方向努力。

　　从第一例器官捐赠的向春梅开始，深圳的媒体就在不遗余力地进行舆论引导。形成了深圳人的共识，灵魂是不存在的，器官留在人间，还可以造福世界，延续自己的生命。我看过一个调查结果，深圳八成市民支持器官移植立法，五成市民表示身后愿意捐献器官。还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深圳市民的新观念，深圳的骨髓库从2000年8月启动至今，已存有6000份捐赠资料，占全国的1/5。

　　深圳器官捐献立法还有三个有力保证：医务人员、人大和新闻媒体。深圳有一批优秀的医务人员长期致力于器官移植和捐献，比如姚晓明、余小舫；深圳人大在立法方面做过很多工作，先后出了两百多部法规，在器官捐献立法过程中，又充分体现尊重人权的观念；一批敬业的新闻工作者，为器官捐献和移植鼓与呼。

　　记：也就是说，第一部器官捐献立法在深圳诞生是有必然性的。

给《条例》打90分　　记：您当初的议案是为角膜捐献立法，有没有设想过法规会拓展到整个人体器官？为什么您只提了角膜？

　　吴：只提角膜捐献，是因为我已经从医务工作者那里了解到器官捐献的关键是“脑死亡”。器官移植分为非生命活跃器官比如眼角膜、软组织；生命活跃器官比如肝、肾、心脏。前者对摘除时间要求比较低，以角膜为例，死后6小时内摘除可用，但后者时间要求非常苛刻，以肝脏为例，必须在心脏停止跳动后3到5分钟内完成移植。不引入“脑死亡”的判别标准，而依然以心脏停跳来定义死亡，即使器官摘除也没有意义了。考虑到这一点，我只提出了角膜捐赠立法，后来出台的法规扩展到全部人体器官，就更全面了。

　　记：“脑死亡”是器官捐献的一个结，也有人说，未能在“脑死亡”的概念上作出突破，是这部法规的遗憾。

　　吴：立法有个过程，从简单到复杂。“脑死亡”立法是迟早的事情。每个国家对于器官捐赠都应该先为“脑死亡”立法，但这必须以较高的经济水平和较好的医疗条件为基础，否则如果在比较贫困偏远的地区，其技术水平根本不足以判别“脑死亡”，那么就难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现在出台的法规虽然没有明确地界定“脑死亡”，但实际上是巧妙地绕开了这个结。《条例》规定：“判定捐献者死亡的医师认定死者死亡的原因明显与摘取的人体器官无关，并且等待依法鉴定将延误摘取时机的，经法医和死者近亲属书面同意，可以摘取。”这就具备了很强的操作性，当然必须以捐赠者的个人意愿为前提。对同样强调尊重当事人意愿，同样受“脑死亡”困惑的“安乐死”来说，《条例》很有借鉴意义。

　　记：作为器官移植法案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您怎样评价目前出台的这部法规？如果要您打一个分数，是多少？

　　吴：《条例》第一次将人作为立法的对象，是一种新的形式，新的突破。立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人的权利受到充分尊重。这部法规是法制建设的进步，也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它是敢为天下先的深圳精神的升华，是深圳人科学态度的体现。如果要打分，我觉得至少可以打90分吧！（笑）还有10%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记：我知道，您还提出了一个与器官移植有关的议案———建立深圳“角膜捐献者纪念碑”。

　　吴：是啊！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已经答复我了，将在深圳的中心区规划建设这个纪念碑，现在正在选址，深圳市雕塑院也已经做了雕塑规划。1999年至今共有33位市民向深圳眼库捐献了角膜，活着的人为他们树碑立传，这是对逝者的崇敬，也是对来者的启迪。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