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开半掩的救助之门（特别报道）(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8日11:38 人民网-华东新闻

　　本报记者　顾春

　　一位自称“没有回家路费”的打工者走进了南昌市救助管理站要求救助。

　　将过去的强制性收容遣送变成救助管理，进步与好处显而易见。在管理难度增大的背后，其实是人性化的体现，也是对管理观念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新的挑战。本报记者深入江西一个偏僻的救助站，走进被救助人员的人生故事，感受管理者与被救助者的酸甜苦辣……

　　偏僻的救助站，准备在闹市做“广告”

　　11月25日清晨，江西南昌。

　　挂着“南昌市救助管理站”大牌子的站门口，在微薄的日曦中显得有几分冷清。记者顺利进入救助站，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和盘问———甚至没有一个门卫出现。和有的救助站相比，这里宽松得让人感到意外。

　　这个救助管理站位于南昌市北面的松鹤路上，地处偏僻，已算城外，交通也不算方便。

　　在主楼门口，记者见到救助站工作人员小俞。门口醒目的位置，贴着两张告示：一张是救助条件，另一张是救助站工作守则。走廊一左一右各通向一个巨大的天井，中间放着几排吃饭的桌椅。顶上天蓝色的塑板遮住了外面的风雨，还有两只悬挂式电视机。天井两侧，就是摆着大通铺的房间———看样子刚刚改装过，木制床铺显得很干净。

　　救助站里的被救助人员只有7个。这比记者预想的少得多。其中有两个12岁左右的女孩，看上去健康伶俐，正在打扫院子———小俞说，她们来了很久，有一个是4月份非典时期从广东送来的。虽说智力没有任何问题，她们却不肯说家里的具体地址，只说是江西抚州人，一定要住在站里。记者问：“听不出口音吗？”小俞笑了：“她们都走过很多地方哩，能讲好几种方言，根本搞不清楚，跟我们‘斗智斗勇’到现在了。毕竟还是孩子，万一家人来找怎么办？只好多留些日子。”

　　记者注意到，被救助对象中，女性住处的天井门是开着的。也就是说，她们不但可以在天井活动，也可以自由进出大门；而男性住处的天井门则锁着，据称是因为怕不好管。比如，现在的5名男性中，就有智力不正常的，因为担心跑了，就给门上了锁。这和以前当然不一样了，以前外面还有一层大铁门，现在全拆了。记者看到，楼梯下面的空地，就堆着拆下来的厚厚的铁门。

　　平时的伙食怎么样？按南昌市低保对象标准，每月最低生活标准149元，其中伙食费每天4元，救助站里也一样。因为现在人少，就没有给救助人员专门做饭，而是让他们跟工作人员一块吃。

　　新进来的救助人员，每人发一套新的用具，包括毛巾、牙刷、牙膏、刷牙缸子；至于衣服被子，这里收到的捐赠很多，还不成问题。

　　站里救助的人数这么少，是不是因为需要救助的人找不到这里？小俞说，有这个原因。以前是收容遣送站，现在改成救助站，可没钱搬地方。站里考虑到地处偏僻会影响求助，便想在南昌八一广场、中山公园、胜利路、火车站等人群密集的地方竖广告牌，方便需要的人寻找。现在，这个方案基本获得通过，再过不久，几块特殊的广告就要“挂牌”了。

　　被救助的流浪儿：逃课的、走散的、贴“小广告”的

　　救助管理站党委书记张春华迟迟没有出现。一问，原来这天有6个救助人员从上海被送到南昌，他到火车站接人去了。

　　9点半，被接人员到了，是6个孩子。

　　这些孩子胆子都很大，一来就奔跑吵闹，根本不怕生。记者拉住最清秀内向的一个，问他哪儿人，怎么跑上海去了。孩子说自己，15岁，南昌人。想去上海玩，有一天就逃了课，拿了家里100多块钱，一个人坐车偷跑了。两天后钱用完了，开始流浪。结果，在上海火车站被巡警发现，被送到闸北区救助站。

　　问其他几个人，情况都差不多。16岁的小朱，说是跟父亲去上海打工，结果走散了，再也没找到父亲，就在火车站附近流浪，直至被送到救助站。

　　还有一个是景德镇的小华，登记表上写着：男，14岁，自述今年10月25日来沪找工无着，以流浪打杂为生，身无任何合法证件，自身无力解决食宿。2003年10月29日上午在火车站南广场招贴黑色广告被城管发现并送至救助站。

　　获得救助的小华，却还有些忿忿不平。他说，被城管发现时，自己已找到一份“贴广告”的活，就是贴俗称城市“牛皮癣”的小广告，每天30元，一天要贴1000多张。在他看来，“这份工作不错”，因此对被送进救助站反倒不满了。

　　问他们“到底给家里打过电话没有”，他们说，大人肯定不愿来接自己回去的，所以还是赶快放他们走，让他们自己回家。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下周就可以走，没人肯相信。忽然，个子最小的孩子一溜烟出了门就往外跑，两名工作人员赶快跑出去追。孩子被追回来，一进门就放声大哭，怎么也劝不住。工作人员有点尴尬地解释说：“没办法。都给他们家里打过电话的，万一人跑了，家长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

　　救助站的尴尬：资金不足，操作缺乏办法

　　一旁，张春华在跟上海来的同行交流经验：收容遣送所改成救助站后，具体工作怎么做？

　　“经费，最大问题是经费。”说到种种困难，张春华认为根子上的问题还是钱。

　　具体到操作过程，比如说求助人员是未满16岁的孩子，跟他们的家人联系不上怎么办？就像现在站里的两个女孩子，一直无法确认其家庭情况，只能一直让住着。想安置，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还要待批。成年人，如果家人不来接也不出车费，按新规定是一站式送到家，或离家最近的车站、码头，这笔经费负担也很重。像这次上海方面送这6个孩子到江西，不同过去的包一节车厢集中送一批人的做法，而是6个一送，只能和旅客在一起，出事怎么办？丢失怎么办？结果，派了8个护送人员。这次如果上海方面不送，就要江西方面去接，站里支出的费用就难以承受。

　　张春华头疼的，还有智残孩子的安置问题。派出所看到有流浪的智残孩子，就送到这里。救助站怎么办？要联系他们的家人，一般都问不出所以然来，留到最后一直没人领，只好打报告送福利院。现在站里就有个智残孩子，缺乏人手照顾，昨晚又尿床了。一些地方有对残疾人救助的专项资金，目前江西还办不到。

　　“遣送收容变救助管理，的确有好处。好处就是人性化了，尊重了公民权利。以前，执法确实有生硬的地方，不太规范。对这个新法，我们是赞同的，就是具体操作起来有难度。”张春华说了几个事情，“最难的是管理未成年小孩。他们长年在外流浪，被公安发现了，送到这儿来。按道理，我们不能拦他走，但出去了，不还是在街上流浪吗？有个孩子，我们让他留下，他不听劝，一定要走，还发脾气拿棍子打门、打人。我去看他，把我追得满地跑！以前是强制式的，他不敢这么闹，现在怎么办？是成年人我们可以不管，但对小孩怎么办？”

　　改变总是需要适应的，张书记在努力，也在等待

　　会不会出现没饭吃就来救助站，吃完了逛，逛完了又来的情况？张春华说，他们有一个政策，就是同一人员，如果是自愿离站，一年只能救助一次。从8月1日换牌至今，真正救助过的有100多人。

　　这个数字不算多。张春华分析说，新法出台后，来这里求助的不多。一些以乞讨为职业生财的人根本不愿上救助站。真上救助站的，还要甄别类型，看他们是真是假，是否符合救助标准。一天，站里来了一个人，说自己从天津到南昌考察生意，钱花光了，去民政部门求助，民政部门让他找救助站。最后，救助站认为这个人不符合救助标准，只给他提供了午饭，没提供回程车票。

　　救助站还碰到一些新的课题。按规定，急性患病人员，不属于救助范围。受救助的四条标准，对一些临时有急难的人员并不适用。不过，既然是救助站，怎么能对这些不管不问？那天来求助的天津人就愤愤地表示要去质问民政部门，干吗让他大老远跑到这么一个不顶事的地方来？

　　新办法的好处显而易见。在管理难度增大的背后，其实是人性化的体现，也是对管理观念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如何执法管理；作为公民的根本权利是什么；要变管理为服务，等等。

　　但是，救助站确有自己的难处。如何让新法在实际的框架内较顺利地实行，需要规范，也需要群策群力。就像张春华嘀咕的：“我去找财政，说钱不够，财政说，不够你就少救助两个———但这怎么成呢？人家来找站里，还能不管？”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曹锦清教授对这个问题长期关注。他认为，这种改变值得肯定，比原来的制度人道得多。问题也存在，比如怎么甄别是否真正的求助者。而信息成本又很大，地方财政的压力的确也大。这是现实存在的一对矛盾。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半年不到，或许也会前路波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它迈出的一大步。（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屠知力摄

　　《华东新闻》 (2003年11月28日第一版)

　　收容遣送站摘牌后，过去全封闭的大铁门被全部拆下，堆在一角，取而代之的是铝合金门窗。

　　流浪在上海的几名少儿被上海市救助站人员送到南昌。南昌救助站工作人员和其家长联系后，他们并没有马上来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