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关注欠薪问题

　　卢帮碧，一个来自惠州的小包工头，六年前他带领一帮民工到河源市连平县崧岭镇（现并入隆街镇）修路，路修好了，却从当地镇政府拿不到工程款。人家欠他的，他欠民工的。六年来，他到处被追债，两辆车被扣，手指被民工用雷管炸断。眼下，这种生活还没结束……（据11月28日《羊城晚报》）

　　在这则报道中，最触目惊心的不是“政府欠薪”六年不还、也不是卢帮碧追债和逃债过程中所遇的重重困难，而是在整个过程中，暴力气息弥漫。追债的民工对卢帮碧无所不用其极，而卢帮碧也采取了一切方式向镇政府讨债，包括“与政府人员打架”、“追债就像打仗”。暴力似乎成了债务三方的唯一采取方式。

　　按照正常心理推断，一个常人遇到债务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双方立下的契约，比如合同、字据等，希望通过契约界定双方的义务和权利，以协商的方式讨回属于自己的债权，这也是付出成本最小的途径。但卢帮碧与镇政府的契约无法兑现，那么就有第二种选择，卢帮碧和民工们应当寻求法律的支持，法律的作用就在于确保游戏规则的确定性。可是，最终是法律“休眠”，民工、卢帮碧和镇政府三方都选择了非正常手段。在此事件中，暴力这种非理性的方式，其实隐含了一种特殊的伦理诉求：当法律无法帮助民工、卢帮碧获得应有的权利时，他们只能将暴力这种社会行为的底线作为维权方式，而这种无奈的方式又展现了一种更直白的批判力量：因为法律“无能”，所以“暴力横行”。

　　当民工、卢帮碧左冲右突，以激烈的行动意图寻找一种可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时，这种行为首先损害的是我们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因为在民工和卢帮碧的眼里，暴力成为比法律、行政管理更有效的维权规则，这种维权规则在当下的欠薪现象中有日益扩大趋势；而当卢帮碧述说“找过河源市和连平县的领导，领导很重视，也批了字，但就是拿不到钱”时，读者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上级政府居然对下级部门的管理完全失效，既不能通过正常的督促和监督途径让镇政府还钱，乃至连“领导批字”这样以往很管用的方式也被置之不理！民众就会对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产生质疑。这种对政府“威望”的损害，为什么当地政府就无动于衷呢？而最可怕的是，虽经六年之久，但问题的解决还看不到希望。如果连如此极端方式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民工、卢帮碧是否会就此绝望，或者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而这两种结局，显然都是任何一个有理性者所不愿看到的。

　　王科（四川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