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痛与爱的诉说—来自贵阳市健康关爱苑的报道(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9日10:45 贵州都市报

　　背景：我省艾滋病流行进入快速增长期

　　我省自1993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到2003年第三季度共发现834例,而根据组分法测算,我省艾滋病感染者约为3万人。这一数字表明,我省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感染者以青壮年、男性、无业者为主。

　　在最初的两年间,仅在3个地区发现了5例感染者,但到2002年,9个市(州、地)48个县均发现了感染者。

　　目前,我省艾滋病感染者主要以吸毒人群为主,有关专家预测,如不对吸毒人群采取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我省将面临艾滋病全面爆发流行的危险。

　　同时,艾滋病传播已在性服务人群中出现,目前感染率虽较低,但由于性乱人群不安全性行为普遍存在,哨点监测和专题调查表明,暗娼人群安全套使用率从1995年以来长期在10%左右,从而使大部分性乱人群暴露在艾滋病感染的威胁下,艾滋病一旦由吸毒人群传入性乱人群,则极易由性途径造成向一般人群的扩散。

　　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对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工作。2002年,省政府开始设立艾滋病防治专款,当年拨款60万元,今年增加到80万元。

　　到2003年底,我省建立了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11个,并在8个地区建立了13个艾滋病病毒初筛实验室。

　　根据我省疫情,今年国家卫生部将我省5个县区列入全国第一批艾滋病预防与关怀综合示范区,目前已完成基线调查工作。

　　2002年9月,贵阳市健康关爱苑成立。这是一个专门为艾滋病感染者们搭建的爱心之家。创建的初衷,就是要给HIV/AIDS(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艾滋病患者)及家属提供一个不受歧视、充满关爱的环境。

关爱苑成立后,多次召开HIV/AIDS及家属例会,同时定期给感染者进行健康体检、行为指导及防治咨询。同时,贵阳市的防艾志愿者们也多次来到关爱苑,和他们聊天、娱乐,在关爱苑里让艾滋病感染者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关怀。

　　12月1日,是第16个“世界艾滋病防治日”,今年的主题是:相互关爱,共享生命。

　　11月25日,我们走进了关爱苑。

　　“愤怒!”子涛用这样一个词狠狠地概括当时的心情。愤怒,自然是对那家恐怖的采血站的,也有骗他们去河南的那个“血头”

　　负责引荐我们的医生说:“子涛可以的,他想法很多,表达也流利。”于是,就在他们经常接受药物治疗的那个小房间里,我们与子涛见面了。

　　“我们是报社的,想来与你聊聊”,说完这句开场的话后,我们忐忑地等待他的反应:是接受?还是拒绝?没想到他却说:“我知道的,我早就想与你们记者聊聊了”,而更让人吃惊的是,他曾经去找过一些媒体,但人家却拒绝了他,没有人听他的诉说。

　　“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生存状态,了解我们真实的生活”,子涛这句话让我们一下子释然了。

　　子涛是1995年到河南卖血时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回忆起那次可怕的经历,本来脸上还有些笑容的他,表情一下子变得极为复杂,愤怒而又无奈。

　　被“血头”以打工为名骗到河南后,他们几个人身上没有了钱,只好去卖血。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采血就这样改变了子涛的生活轨迹。采血过程中,曾一度因为血液太浓,发生了堵塞,而那些采血的人竟直接拔了管,捡了根竹棍在里面捅。这次可怕的卖血经历,持续了二十余天,子涛共抽血16次,每次60元,共计得960元。

　　而比卖血经历更可怕的是:子涛根本不知道,艾滋病毒已进入他的体内,正在一步步戕害他年轻的身体。

　　2002年12月16日,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日子实在太平常了,但对子涛来说,它刻骨铭心。这一天,他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说起这个日子时,子涛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看得出,他在强忍眼泪,语速也明显地慢了下来,甚至一度停顿了,他的喉结在上下地抽动……

　　“愤怒!”子涛用这样一个词狠狠地概括当时的心情。愤怒,自然是对那家恐怖的采血站的,也有骗他们去河南的那个“血头”(但这人同样是受害者,已经死亡了,据子涛讲,根据他现在掌握的知识,应该是死于艾滋病)。

　　坐在我们面前的子涛虽然依然黑瘦,但他说,现在他的体重是49公斤,而他没得病最重时也才47公斤。除对药物本身表示了有点超乎常人的赞叹外,他说:“在这里能比较快地恢复,心情好是很重要的。”

　　子涛说:“到贵阳来之后,让我最为感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刚住进来时的一名护士,18岁。子涛说:“这么小,来做这个工作。我问她怕不怕,她说不怕。她让我终身难忘。”

　　而另外一个人,则是现在“关爱苑”的一名医生,“有时我们炒好了菜,她刚好碰上,说好香好香,然后就与我们一起吃,太让人感动了”,子涛一直是哽咽着说起让他感动的这名医生,眼睛里转动着泪水。他说:“我们太需要理解了。”

　　想起卖血回来后直至去年末的这段生活,子涛心中充满了后怕和负罪感。因为,在他并不知道自己是HIV感染者的情况下,已离婚的他和多位女性有过性接触,许多人在他困难的时候还帮助过他,还有感情好的甚至想与他结婚。去年底以来,一种负罪感在持续地折磨着他。她们到底会怎么样?子涛不敢想,越想越后怕,有时甚至会在噩梦中醒来。

　　子涛现在很坦然,他回家去对乡邻们如实相告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并广为宣传预防的知识,因为他知道,和他一样有着不堪回首的卖血经历的乡亲还有不少,只不过他们没有作过检测,他还劝说当年去卖血的人们去作检测。

　　子涛说:“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用我的体会,唤起社会对艾滋病的关注。使每一位感染者都能做到不危害他人,尽一份社会责任。”

　　她的愉快心情并未感染我们,相反越发沉重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对于年轻的水英来说,快乐的时光还能持续多久。

　　水英今年33岁,小小的个子,中长的头发披在肩上,脸有些黑黄。提起自己染上艾滋病毒,她恨得咬牙切齿。

　　那是1995年年初,村子里来了个照相的湖南人,湖南人告诉他们,种地哪能挣钱啊,去外面打工挣钱很容易,一天就有几十块,他可以带他们去河南打工。村子里的人穷怕了,一听说有这等好事,当即答应下来。

　　于是,水英扔下当时才1岁多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当到达目的地时,水英才知道是被骗去卖血。而带她们来的湖南人此时已没了踪影。她和同伴当即哭了,但身无分文的她们无法回家。水英和同伴决定留下来卖血,等凑够路费就回家。

　　“血站每天给我们抽一次,把血抽进一个机器里,然后分离出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又通过一根管子送回我们的血管里,一天给我们60块钱”。水英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当地呆了多久,“也许一个星期”,水英努力回忆着。但这个有些模糊的记忆却注定成为水英生活的噩梦的开始。

　　回到家的水英不死心,几个月后,她南下打工,一去就是四年。四年里,水英没有回过家,她一心只想多挣些钱,让家里摆脱贫穷。1999年,水英带着四年的积蓄回到家中。

　　家里有了些积蓄,孩子渐渐长大,夫妻感情和谐,水英觉得这么多年的辛苦总算有了点盼头。但可怕的艾滋病魔却开始了对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家庭的疯狂破坏。

　　去年年底,水英家里来了几个“不速之客”,他们告诉水英,她得病了,一种很严重的传染病。他们可以为她提供免费治疗。

　　那是水英第一次听说艾滋病,尽管水英回家后经常感觉头昏乏力,但上过一次当的她再也不愿相信陌生人,她毫不犹豫地赶走了他们。

　　这之后,水英的嫂子来到贵阳,到“关爱苑”里走了一遭,告诉她这里的一切都不是骗人的,已经读初中的女儿也劝她早些治疗,水英终于在去年年底住进了关爱苑。水英也因此了解了不少有关艾滋病的知识。

　　在与水英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尽管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水英的丈夫幸运的没有被感染。这多少让我们为这个不幸的家庭松了口气。但水英显得十分轻松,她说自己是受害者,又不是去做“坏事”染上这种病的,现在治好了病,她不再感到头昏乏力,体重也增加了10多斤,只要回家注意预防,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没有改变。

　　显然,水英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因为艾滋病而改变,在全世界的科学家们还没有攻克这个难题之前,她随时可能会发病死亡。她的无知令她比许多艾滋病毒感染者快乐得多。整个谈话中她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自己的家,和家里的一双儿女,却并未对自己的病有什么担忧。

　　水英把自己归结为健康人之列,而水英的乡亲们也这么看,所以,尽管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水英得了艾滋病,但没有一个嫌弃她,乡亲们都知道,水英的传染病是“被害的”,她现在治好了病,为什么还要嫌弃她呢。

　　与水英告别后,她的愉快心情并未感染我们,相反越发沉重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对于年轻的水英来说,快乐的时光还能持续多久。

　　林仿佛看见死亡的脚步正在向他逼近,他无法睡眠,无法工作,整个人迅速消瘦,妻子关切的询问只是一次又一次令他无地自容。每每这时,他就只能用生意太忙来搪塞。

　　林,一个30多岁的生意人,一个HIV感染者。他是我们这次采访中唯一没有见到的采访对象,只是通过电话聊得很长。他的表达极有条理,并富有感染力,让人感到他应该是一个特别精明的商人。但他染上的病令他无地自容。所以,他不愿露面。但我能感觉到,即便是通过电话,他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勇气。

　　2003年3月11日,林永远记得这一天。

　　这天是他和妻子结婚7周年纪念。一大早,林就打电话订了蛋糕和鲜花,摸摸口袋里早已买好的钻石戒指,想象妻子戴上它的幸福表情,林的脸上漾起笑意。

　　但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彻底打乱了林的快乐心情,电话是一位医生打来的,医生告诉他艾滋病初筛的结果出来了,是阳性,需要再做一次复检。

　　林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他甚至后悔,为什么自己要去做那个检测。但他心里明白,是越来越巨大的恐惧令他不得不正视自己那一夜的荒唐行为。

　　半年前的一个晚上,他在外地受邀参加一个晚宴,酒过三巡,做东的老板请他们去了夜总会。

　　不过是几杯酒的工夫,林做了令他懊悔一辈子的事。

　　最初,林只是觉得愧对妻子。

　　但后来林开始害怕,那时正值“世界艾滋病防治日”前夕,电视、报纸、网络,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有关艾滋病的消息。林担心自己是不是也得病了。在经过几个晚上的煎熬之后,林拨通了艾滋病咨询电话。

　　林被建议做一个初筛实验。去还是不去,林作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林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林几乎无法承受。

　　回到家,妻子正在做饭,林这才想起订下的蛋糕和鲜花都忘了去取。那一夜,林伏在妻子的肩膀上哭了,而妻子并没有多问,她以为是林生意上的压力太大了,好容易有了今天的局面,生意做得挺苦的,发泄一下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的半个月内林接受了两次检测,最终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林仿佛看见死亡的脚步正在向他逼近,他无法睡眠,无法工作,整个人迅速消瘦,妻子关切的询问只是一次又一次令他无地自容。每每这时,他就只能用生意太忙来搪塞。

　　“我不知道自己这半年是怎么过来的,每天都处于惊恐当中,我想过死,可是我连杀死自己的勇气都没有,得了这样的病,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怕被大家唾弃,我怕失去妻子,尽管我知道我有一天会死掉,死的时候,大家也会知道这一切。”

　　电话那头,林的声音透着绝望。在一声接一声的叹息中,他挂断了电话。

　　和20岁的小军的谈话始终是压抑的,沉重的,因为他的虚弱,还因为与年龄不相称的对生活的极度缺乏信心,让我们不知怎样去安慰他,有时甚至忘记了如何采访。说实话,如果不是疾控部门对他的关爱感动了他,我们想,他肯定是不愿意与我们见面的。

　　小军现在的生活是极其困窘的,租房居住。没有经济来源,他还有一个弟弟,靠弟弟每月打工的300多块钱,两兄弟相依为命过着日子。

　　“我还能说什么呢,今天这样的生活,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悔”,小军又黑又瘦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偶尔会闪过些许的悲戚,然后是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息。

　　小军的少年时代其实是充满着阳光的,因为父亲长年在外工作,小军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她是一个慈祥的人”,这样的话,在小军与我们长达一个小时的交流中,时不时跳将出来,尽管很多时候前言不搭后语。

　　小军的思绪很快地从对母亲的温馨怀想中回到了残酷的现实生活中。

　　读到高中二年级那年,宠爱着小军的母亲去世了。母爱失去了,幼稚的小军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做了一个极其幼稚的决定————他离开了学校。没有了母爱,没有了学校,没有了支撑的小军,像一艘没有航向的船,漂向了社会生活的汪洋大海。但在短暂的恣意快乐之后,小军迷失了方向。

　　不久,父亲也去世了,更使小军的非正常生活愈加混乱。没有了家庭的管束,小军狂野而无序的青年时代开始了。而更为可怕的是,他和那些“哥们”开始沾上了毒品。而第一次竟然是“想试试是怎样的感觉”,小军当时想的是:有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可能戒不掉?但可怕的毒品开始侵蚀了小军的生活。而艾滋病病毒也就在这时候开始逼近了他。

　　无数次的注射之后,艾滋病病毒进入了小军的身体。但他已无法确认到底是哪一次感染上的了。

　　1999年的冬天,对于小军来说,是极其寒冷的,这年冬天,他被确认感染。对生活本来已缺乏激情的他绝望至极。开始,他与几个朋友住在一起,他总是试图让他们不用他的东西,最后,朋友发现了,他只好如实相告。他曾经有一个要好的女朋友,确认感染了,便只有分手。朋友,那些他曾经的朋友,一个个从他的身边消失。这之后,他悄悄搬走了,住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来看他。

　　他的家里,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具,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小军说:“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一盏电灯。”这样的话,如果在平常里说,我们肯定会为之一笑,但从小军的嘴里说出来,却一点幽默感也没有,因为它是严酷的生活真实。

　　在发现自己感染三年之后,小军第一次发病了。就在三个月前,他在自己租住的小屋病倒了,浑身无力,动弹不得,什么也没有吃,他晕在了家里,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三天不吃不喝。直到有人来收水费才发现了他,疾控部门把他送到了医院治疗。

　　这次发病之后,小军对社会对生活的态度有了较大的改变。说起那次经历,他不停地说着感激医务人员的话。而这之后,他对疾控部门的工作也很配合,他也会定期不定期地到“关爱苑”去,接受医务人员的辅导。社会的关爱,让他自己也有了些改变。对于自己的生活,小军在与我们的交流中一直是一种绝望的态度,告别的时候,我们说起了他的弟弟,一直都有些漠然的他突然变得哽咽了:“我希望他好好过,哪怕生活苦点,但是健康的,有意义的就好……”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采访札记:惟有关爱

　　以前,我们曾经天真的认为,感染艾滋病是高危人群的事,但如今已有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如果以前还可以打个问号的话,那么现在答案已很明确:它离我们很近!

　　但我们在心理和行动上都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采访中,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说了一个让他特别伤心(其实更多的是意外)的事,他曾给某地的疾控部门打电话,告知对方自己是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想送个报告去,对方一听急了,告知他:你不要来,找个健康的人来!

　　有了视感染者为异己,有了对感染者的漠然,谈“艾”色变,也就在公众对艾滋病人及感染者的整体歧视中成为一种必然。但这样的氛围对防治艾滋病没有任何作用。当年在我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曾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性道德会形成防艾的屏障,但感染者的迅速增加无情地粉碎了天真的一厢情愿。唯一的办法只有去正视感染者快速增长的现实。

　　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对待艾滋病人或感染者的态度上,一些非科学的因素同样在干扰着公众的认识。包括我们作这次采访时,我们同样也有这样的想法:想找些无辜的感染者。但采访的过程改变了我们的采访计划,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缺乏关爱精神的出发点。

　　其实,艾滋病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感染,它只是疾病,而非罪恶。因此,所有感染或患上艾滋病的人都是无辜的,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些感染者“咎由自取”,诸如性乱、吸毒,只是放大为一种泛道德的评价而已,对防治艾滋病毫无益处。

　　作为社会的一员,在艾滋病毒威胁面前,我们能做什么呢?惟有关爱!摒弃歧视,关爱艾滋病人或感染者,这既是人道的需要,也是社会功利的需要,只有让艾滋病感染者感受到关爱,才不致使其产生报复心理而危害社会。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依然是“相互关爱,共享生命”,这个主题,不仅张扬了人道主义精神,更重要的是很形象地阐明了感染者与社会公众间的利害关系。

　　在艾滋病毒越来越逼近我们的生活之时,冷漠的态度和不作为或许更为可怕。(陈守湖邬建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