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5月14日，三名法学博士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6月18日，国务院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2003年4月3日，浙江大学学生周一超因体检查出“小三阳”未被录取，遂将招考人员杀死。9月4日周被判处死刑。11月20日，1611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联名上书呼吁对31省市公务员招考规定进行违宪审查。

　　综观这两件事，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首先，在事发以前，事实上，在很长时期内已有很多人承受着某种制度带来的不公正的待遇；其次，都是在经历了沉重的代价后，人们才公开对这种制度提出质疑；第三，这种维权性的质疑都是以集体的形式进行的，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而在本质上，都是指向一种违背宪法原则的制度，都是民间力量在推动着某种制度的变迁。因此，有了第一次成功后，人们也同样期待着另一次成功。

　　任何社会都是靠制度来维持的。制度，广义上讲，是对人们行为和社会发展进行约束的一系列规则。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制度，本质上源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及生活环境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人需要制度来确保生命期的安全，另一方面，又需要它来促进与其他人的合作，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风险。

　　人类社会的不断自我演进决定了制度并非永恒。伴随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制度变迁。本质上，这是人们对某种社会规则进行重新选择的博弈过程。因而制度变迁是需要成本的，是需要人们承担风险、付出代价的。如果在一个法治社会中，这样的制度变迁就会大大减少。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当某种现有的制度不能实现社会公正的时候，就需要国家通过法令引导实现强制性制度安排，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为了维持政策的有效性，就需要政府，无论是立法部门、行政部门，还是司法部门，密切关注社会环境的变化，主动地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需要政府对人们要求维护自己权利的制度需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而不应在民间力量发起后，被动地回应。因为，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其力量往往是微弱的。孙志刚以生命换来的人们对收容制度的质疑，足以反映人们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需要。然而，有关部门却缺乏对这一问题的足够重视，因为至少应对像“乙肝歧视”这样的现存的明显的违宪制度进行重新审视。

　　尽管，我们同样有理由期待“乙肝歧视”的问题最终会得到完满的解决。但这些事情也在提醒着我们：在不断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在国家将提供什么样的改革制度平台，以及如何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以实现社会公正、公平、增强政府的社会回应力上，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毕竟，以生命为代价所推动的制度变迁，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是人们不能承受之重。

　　张东锋（中山大学 教师）（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