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住疾病“咽喉”的“上帝之手”(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30日07:35 湖南在线-三湘都市报

　　干起自己喜爱的防疫工作，湘阴县卫生防疫站站长张国志总是热情百倍。

　　文／图本报记者张志强通讯员罗细光

　　核心提示：如果对疾病控制的重视需要以大面积的恐慌和生命作为代价，人们当然要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经历了非典阵痛之后，眼下又迎来了各类传染病和流行病的高发期，记者深入到一个基层卫生防疫站，以此来窥析我们整个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2003年11月22日，在岳阳市湘阴县六塘乡卫生院忙碌了一整天后，张国志又直接去了单位总结开会。张是该县卫生防疫站站长，“没想到效果会有这么好，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排队，一上午就给1300多名儿童接种了麻疹、风疹二联疫苗。”

　　一种新工作模式所激发的兴奋，缘自一段令人痛心的回忆。今年上半年，该县部分地区流行麻疹，其中三塘乡合华小学就有五六十人同时发病，导致该校停课。后来虽然采取应急措施及时平息了这场“风波”，“但出现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责无旁贷要进行反思。”张国志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此前对农村普种工作采取由乡镇卫生院会同村医生上门进行接种的工作方式存在一些弊端。这样做当然更显体贴周到，但农村地形复杂，农村医生没有经费、积极性无法调动，宣传发动不到位，以至时常因为找不到孩子而延误了接种。”经过反复思量后，张国志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前期由乡、村两级预防专干做大量宣传发动后，统一时间到各乡（镇）卫生院对0－7岁的儿童进行集中接种。“这样一来，既大大减轻了预防接种的工作强度，该接种的儿童也不会有所遗漏。”

　　“经历了非典之后，大家都明白了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城镇及农村，作为最基础但又是最薄弱环节，城镇尤其是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实在是任重而道远。”张国志说，“作为站在与疾病斗争最前沿的‘疾控人’，我们的职责就是尽力给民众当好‘守门员’。”

　　三年“炼剑”

　　南洞庭湖环绕下的湘阴县，居湘江、资江尾闾。湘江分东、西支自南向北穿流中部，资江东支自西向东折北流经西境。境内大部分地区为洞庭湖冲积平原，河湖密布、沟渠纵横，属典型的湖区。

　　“全县有21个四面环水的独立垸子，因长年受洪涝灾害困扰，历来都是地方病和慢性病的高发区，救灾防病和传染病的防治任务十分繁重。”然而，湘阴“疾控人”揪心的还远不止这些，更让他们感到没齿难忘的是：因抽查计划免疫工作不合格，各项指标均未达到防疫标准，甚至出现了免疫空白地区和人群，2000年9月，站里被省市有关部门亮了“黄牌”。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黄牌”阴影笼罩下的卫生防疫站计划免疫工作仍然没有起色，站里负债累累。2002年1月，在萧瑟的寒风中，湘阴“疾控人”迎来了农历新年，也迎来了一位新站长———张国志。

　　“湘阴县卫生防疫站曾有过辉煌，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全省计免工作的先进县。上任后，不仅面临着要如何带领全站上下走出低谷的问题，还得解决站里欠下的70多万元的外债。”1982年便进入卫生系统的张国志当时已是一名老兵，但忆起当年的情景，他只用了四个字：“诚惶诚恐。”

　　惶恐归惶恐，全县70万人的身心健康的重担却再容不得半点马虎，启动防疫体制的全面改革势在必行。张国志和他的同事们首先配合县卫生局拟定了中心卫生院防保执法工作站实施细则、重新明确防疫专干队伍及其职责后，即深入到全县各个乡镇、农村，摸清底子，建立、健全各项基础资料。随后，由五名工作人员组成、不定经济指标的单独计划免疫科成立了，专抓计划免疫工作；防疫人员的培训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并加强了考核与督导。

　　“当时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各乡镇卫生院的设备严重老化，‘老三件’（血压计、体温表、听诊器）仍是他们奋战的最主要武器，而各类用于计划免疫工作的设备更加紧缺。”20万元，对当时内忧外患中的湘阴防疫站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他们通过多方努力最终解决了，把用于盛放疫苗的冷链设备装备到了各乡镇，保证了每个乡镇防保组都有冷链冰箱和冷藏冰背包。

　　这一年，卫生防疫站这几个字对许多湘阴人来说烙进了他们生命。不仅7万多适龄儿童接种了疫苗，接种率达100％；患肺结核已出现吐血现象的周少强，久治不愈，家人疑是肺癌，在该站结防科治疗不到4个月，现已完全康复；还有石塘乡的甘孝威、戴森，东塘乡的戴细详，患肺结核多年，经该站精心治疗后，现都已在外务工……“一个传染性结核病人，一年能传染20人。控制住了一例，就等于保护了一个群体。”

　　2002年底，当“省计划免疫先进县”的金字招牌再次挂上防疫站大门时，湘阴“疾控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网底”补漏

　　如果整个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张网，那么城镇、农村的防疫工作就是这张网的“网底”。“现在，这张网的网底已经出现了裂痕！”小试牛刀且取得一定成绩的张国志，言语中掩饰不住对现状的忧虑。“1997年后，卫生防疫的人头费被列为减负项目被取消，基层防保网络人员的报酬就没了着落，尤其是乡村医生根本就没了实际收入，失去了做防疫工作的积极性。”张还给记者细细算了笔账：由于人口出生率显著降低，现今每村每年新生儿约为10人，以每个新生儿防疫赚5元钱算，很难要求一个乡村医生为了50元把精力投入到全年的计划免疫工作中去。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医疗卫生改革的深入，原先乡村医生享受一定待遇的局面被打破，而相关的政策又没有及时跟上来，造成了现今部分乡村防疫工作的被动局面。”张国志的忧虑得到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处长简学武的认同。“农村如此，乡镇一级的防疫工作也不容乐观。”简学武说，“乡镇卫生院因设备严重老化、技术得不到升华，加之现今个体诊所发达，交通便利，业务被个体诊所和大医院架空了，而以前依托乡镇卫生院进行的防保工作情形便可想而知了。”

　　“倒闭几家医院，可能马上会有后来者跟进。但防疫系统任何一个地方都出现不得问题，那可不是个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地方。”省卫生厅一位官员的谈话，体现了防疫至关重要的地位，同时又彰显了其现实处境的尴尬。

　　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模式该如何运作？“它一定得保证国家预防政策落实到位、适龄儿童都能打上疫苗，又要保证各级防疫机构能够正常运转。”张国志说，他在实践中摸索了一条可行的路子：以乡镇为单位实施防疫体系，乡村医生实行业务挂靠，同时明确乡村医生对新生儿摸底、对所有疫情进行报告、协助乡镇卫生院完成计划免疫工作等7大职责，并定期请省市专家对其进行培训。

　　“取消村一级低水平的预防接种工作，同时将村一级预防工作可能的经济收入都集中到乡镇卫生院，使得乡镇一级防疫机构能够正常运转，经费、设备等能有所保障。”以新的工作模式，湘阴县一些乡镇的防疫工作有了一定的起色。该县原先濒临解散的界头铺镇卫生院，去年底全省计划免疫检查时，接种率达到100％。

　　“湘阴所走的路子其实也是国家卫生部提倡的医防结合的路子，因为各类型传染病及流行病的防治都需要医疗的配合。”简学武认为，“要全面实行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许多乡镇卫生院现在都散了，一些本身就不景气的卫生院医疗上难免不会动本就不多的防保经费的脑筋。”

　　“条块”之争

　　“乡镇、农村防疫体系出现现今的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入严重不足。”简学武说，“一些地方包括县一级防疫机构亦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甚至有的县政府部门对防疫不仅没一分钱投入，还要求防疫站为财政做贡献。”

　　“防疫体系是保护民众身心健康的一道最重要的屏障，是最能体现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的一项举措，同时也是一种低投入便能获得高回报的产业，这些基本能达成共识。”简学武进一步分析说，“但防疫同时也是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消灭或控制住一个疾病需要很多代人的共同努力、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这使得一些人急功近利的思想冒了头，加之从上世纪60年代起便没有爆发大范围的流行病，一些地方政府就大大削减了对防疫的投入。投入一少，就迫使许多防疫站尤其是县乡级把90％的精力都用到了创收上，国家预防政策就很难落到实处。直至SARS病流行，方有人明白过来：原来我们的防疫、疾控网络这么虚弱。”

　　“设备老化，技术力量严重不足。”作为县一级防疫站站长，张国志有着切肤的感受，“平时只能靠一些检验费和零零星星的预防接种收入来弥补，预防用的器械设备，如交通工具、检测设备、冷包等十分缺乏。而基层防疫人员待遇低，一方面较有资历的防疫人员流失严重，另一方面专业人员也难以补充到防疫队伍中来。”张国志说，湘阴县三级防疫机构共有人员126名，预防专业人员不到50％，而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更不到10％，而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全县70多万人口。

　　现行卫生防疫体系的管理体制应当有所改进，这是张国志与简学武共同的忧思。

　　“现行的管理体制，经费难以保证、人员得不到控制，且疾控工作干扰因素多。”简学武所言的现行管理体制，即各级防疫机构由同级地方政府管理的“块状”管理。

　　“但如工商、质监等部门般实行垂直管理，也存在一些现实困难。”张国志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是个系统工程，要控制一个流行病或传染病牵涉到多个部门，如对疫区封锁、交通监测、医疗救治等，没有地方政府出面协调也很难完成。”

　　“经费方面实行垂直管理，以让基层有所保障，而人员及具体疾病控制预防工作则仍按块状管理，让各方面能协调配合。”简学武认为，这种方案有它的可操作性，“这样一来，两方面又能相互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