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 王明浩

　　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七年如一日、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性病、艾滋病知识，打击医骗子。人们称她为“民间防艾第一人”。国外媒体称誉“从她的身上依稀看到了德兰修女的影子。”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她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她将2万美元奖金和1万美元赠款，全部用来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今年7月，她获得“亚洲的诺贝尔奖”——亚洲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表彰其在防治艾滋病的事业中作出的巨大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她，就是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病专家、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省文史馆馆员高耀洁。

　　这两天，高耀洁碰上一桩在别人看来“很荣耀”而她自己“比较烦”的事情：11月18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拉开帷幕。在全国25名首批入选者中，河南4人入围。其中就有高耀洁。照理说，这应该是桩大喜事，但高耀洁却满脸苦涩。“你不知道，现在的我，可以用‘树大招风’来形容！我太疲惫了，不想让媒体报道我了，也不想参加什么人物评选，招引来更多的骗子利用我来骗艾滋病人。”

　　高耀洁告诉记者：这些年，经常有骗子说是某中医院的，刚认识她时，信誓旦旦地说要艾滋孤儿捐款。高耀洁听后激动坏了，风风火火带他去艾滋孤儿家看了看。但没过多久，骗子原形毕露，说自己有“自配药”，能把艾滋病100%治好。有个修理工人，后来跑到艾滋病村，满大街说自己治疗艾滋病药到病除……

　　“这些骗子没有人味，他们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我恨透了这些骗子。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跟他们干上了。”但社会上的医骗子太多，高耀洁一人对付不完。她很无奈。尽管如此，现年77岁高龄的她铁了心要把“防艾”进行到底。“我还要写书，并抓紧时间想办法解决孤儿的‘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我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把握生命的质量。人不能活得太自私，要时刻想着为社会、为民族做点事。”

　　第一次接触艾滋病人

　　回顾自己的“防艾”路，高耀洁感觉“挺偶然的”。1996年4月7日，河南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姓巴的疑难女患者，邀请高耀洁前去会诊。最后查明，这是一名艾滋病患者，早些年因手术输血而感染病毒。临终前，患者从病床上滚下来跪在地上，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耀洁哭求：“高大夫，我就输了一次血，咋就会没治呢？我不想死啊！我还有丈夫，还有小孩子，他们都离不开我啊！……”10多天后，巴某死了，年仅42岁。她的丈夫和孩子均未被艾滋病毒感染。

　　这是高耀洁第一次见到艾滋病人。患者痛苦的表情和撕心的哭喊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作为一名医生，眼睁睁地看着患者被病魔夺去生命，却束手无策！一连几天，高耀洁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更让人痛心的是：病人输的是血库的血，血库被艾滋病毒感污染，那受害人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艾滋病肆无忌惮地横行，会有多少无辜者丧命于它的魔掌之下！但高耀洁也看到，病人从输血感染到死亡，将近2年时间，其间家属并未被感染，这说明预防艾滋病是很容易成功的。但前提是：必须让人们知道预防艾滋病的紧迫性，最大限度地懂得和掌握预防知识。

　　巴某死后，她的丈夫躺在妻子坟前睡了十几天。他后悔不该给病人输血（手术输血是他要求的），这一事实使高耀洁更难过。时下，在“防艾”宣传中，主要是强调性传播、嫖娼、卖淫、婚外情、静脉吸毒等传播途径，很少提及医源性“血祸”的危害，这更激起了高耀洁关爱生命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不久，高耀洁做了一个决定：谢绝给病人看病，走上防艾之路。“看病，我一天最多能治几十个病人，而宣传‘防艾’，每天都能使成百上千的人受到教育，从而挽救更多的人。”高耀洁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让全社会了解艾滋病，关注艾滋病，最终远离艾滋病。

　　但那时，高耀洁“并没有想到这条路竟如此坎坷、如此艰难！”

　　数不尽的白眼和冷落

　　1996年秋，高耀洁开始筹资印制第一批“防艾”资料。“当时，我经济状况比较困难。后来，河南文史研究馆拿出800元、宋庆龄基金会拿出400元，总共1700元钱印了12000份资料。”只要说到“防艾”，高耀洁能脱口而出每一个被问及与她相关的日期、数字和人名。1996年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高耀洁走遍了郑州市5个长途汽车站，3天内向市民发放了800多张宣传资料。然而，大多数人惟恐避之不及，把资料扔在地上。

　　后来，高耀洁在报刊上发表“防艾”文章，通过妇联、工会、卫生局、计生委等组织及亲戚朋友散发资料，还到企事业单位、娱乐场所、居民区送资料。有一次，高耀洁拿着“防艾”资料到一家夜总会向“三陪”小姐散发，小姐们如见到洪水猛兽，纷纷“作鸟兽散”。有个“胆大”的小姐接过资料，见是防治艾滋病的，便揉作一团扔进垃圾篓，恶狠狠地嚷嚷：“老婆子，还不快滚！这东西让客人见了还会来这儿，他们不以为我们有艾滋病才怪呢！”夜总会的老板闻讯赶来，更像见了仇人似的，将高耀洁撵了出去。

　　诸如这样的事并不少见。不但娱乐场所，就是政府机关、工厂、企业也少有例外。这其中有个误区：大多数人认为，我不嫖娼、不卖淫，不会得艾滋病。更可怕的是把艾滋病与性乱划上等号，说艾滋病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病。有些人甚至连阅读“防艾”资料也认为是一件丑事。在这种情况下，高耀洁宣传预防艾滋病遭到了数不尽的白眼和冷落。而艾滋病人更不用说了，他们走在路上，别人看见就跑开，有的跑的急了，以至于连滚带爬。病人的邻居不敢和他对面说话，更不敢串门，有的还全户迁走，病人死了谁也不敢去抬棺材……但，这些都丝毫没有阻止高耀洁的“防艾”脚步。

　　1997年，高耀洁得知患艾滋病的病人多在农村，但因“保密”很难跟他们取得联系。这，更激起了她宣传“防艾”的信心和勇气。“我陆续地写啊，编啊，印啊，讲啊，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高耀洁深入各地田间地头，办起了讲座，最初讲妇科保健知识，后来则侧重于预防性病、艾滋病等健康教育。几年来，高耀洁“有请必到”，足迹遍布河南50多个市县。在讲课的同时，她还把自己编写的卫生保健书籍和平时积存的杂志捐给所到之处的图书馆、文化室。即使这样，高耀洁仍不被人理解，白眼和冷落时常围绕在她身边。

　　好心人劝她别再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了。高耀洁却说，“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生在世总得为世人留下点什么，我能干些有意义的事，心里踏实！”

　　痛恨缺德人，怒揭医骗子

　　由于艾滋病和性、死亡联系在一起，从80年代起，艾滋病就不再是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社会学、伦理学、医学等多个视角综合审视的敏感的社会问题。

　　打1999年8月起，高耀洁不断接到信函和电话，这使得知某些县、乡、村的艾滋病疫情很严重，主要是血液传播。这年11月，她联系到12位艾滋病病人，其中8人因卖血感染，3人因输血感染，1名虽系“三陪女”但也有卖血史。春节前，高耀洁给8名卖血感染艾滋病病人每人寄去100元钱，半月后有400元被退回。4张汇款单上都写着：“收款人已死”。其余400元也未如愿寄到，被人冒领了，高耀洁得知后气不打一处来。2000年3月18日，高耀洁去某村探望艾滋病人，同时给他们送药。老乡们排着很长的队等候看病、领药。有个叫程彦领的中年男子，走上前说：“大夫你要多少钱？卖给我点药吧，我害病快一年了。”他手中拿着几角钱。“不要钱。”高耀洁给了他退烧药、健胃药共100多片。很快，高耀洁带去的300多元钱的药发完了。后来，该村某人给高耀洁打电话索要药物，7月8日取走400元的药，但这人竟扣下2/3，说他表弟开诊所，“他居然把药卖掉了！”高耀洁很痛心，决定以后亲自给艾滋病人送药，免得再叫“缺德人”把药骗走。

　　更让人痛心的是：一些自称老中医、老专家、攻克艾滋病的“神手”，利用艾滋病人求救无门和渴望治疗的心理，用一些低劣的手法制成所谓的“神药”欺骗病人，加重了病人及其家属的苦难。1997年5月，一自称“神医”的陈姓村医给艾滋病病人用地塞米松退热，弄得病人大汗淋漓，不久便离开了人世。这件事又深深刺痛了高耀洁。她对医骗子坑人骗钱的行径早有所闻，但万万没想到现在已发展到“逼死人”的境地了！高耀洁觉得揭露医骗子伙的罪恶嘴脸应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而且刻不容缓！高耀洁后来经过调查，掌握了大量医骗子的第一手材料，并写出了调查报告，1998年1月，她亲手把调查报告交到省长手中。当年3月，省政府召开全省整顿医疗市场电视电话会，研究部署集中整治措施，一场整顿假医、假药的活动在全省范围内迅速铺开，收效显著。

　　2001年11月的一天，高耀洁推着亲手制作的“防艾”宣传车正准备出门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对高耀洁毕恭毕敬，一口一个高老师。并自我介绍叫李德敏，是湖北襄樊市敏芝气味科学研究所所长。因久闻高教授大名，特慕名来访。听说是远方的医学同行，平素好客的高耀洁热情招待了他。李德敏自我推销其研究成果——“敏芝异味消”在对癌症、艾滋病的治疗上有奇效。“哼！癌症？艾滋病？这好治，那只是纸老虎……”高耀洁根本没当回事。2002年2月12日，李德敏又寄来一封信，说他研制出一种治艾滋病药酒，现正筹建艾滋病专科医院，邀高耀洁当院长或名誉院长，高耀洁断然拒绝。2003年3月12日，李德敏再次登门拜访，称艾滋病专科医院打算开在郑州，高耀洁又一次拒绝了。送李德敏走时，高耀洁还送给他一份“防艾”宣传单，努揭“医骗子”的丑恶行经。后来，李德敏竟恼羞成怒把高耀洁告上法庭，结果可想而知。在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么？》的文章中，高耀洁矛头直指社会上那些不法制假神药的医骗子。“这些骗子何许人也？有无业游民、有庸医、有游医，还有干部、工人，他们没有读过医学院校，更无行医资格，竟然敢说：‘我研制的中药在人体外试验杀伤率两分钟为100%’。”

　　麻烦，压力，阻力

　　与此同时，各种出人意料的麻烦、压力和阻力也随之而来。

　　首先受牵连的是女儿郭炎光。郭炎光是河南某医院皮肤科医师，她所在的科室也被游医承包了。在清理整顿中，主管部门赶走了游医，医院损失了一笔承包费。郭炎光接连遭到打击报复。“女儿在医院呆不下去了，回到家中要自杀。我便一直想给她调个工作单位，省里的领导也同意了，可一言难尽呐！”说这话时，高耀洁的眼睛湿润了。另一件事就是高耀洁的安全问题，整顿游医活动开始后，高耀洁不断接到恐吓电话。“1998年的一天下午，一男子打来电话说：“你要再多管闲事，小心你的老命！”1999年7月28日下午，又有人打电话威胁：“你又出来胡闹，这回要杀你全家，连亲戚都杀了！”高耀洁在恐吓面前没有退缩，她发誓要与游医拼个鱼死网破。她说，“人总是要死的，关键是要死得其所，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如果我的死能唤起更多人关注游医，我情我愿，我愿意用我的鲜血唤醒更多的人……”她还说：“恐吓我不怕，艰难我不怕，怕就怕出门就被人安排撞死，如果这样，就再没机会宣传‘防艾’了！”记者不禁为老教授的生命安全捏把汗。

　　我国的艾滋病病人多在农村，农民得病者多是因贫困无钱医治，更不懂得如何预防，直到死亡还不知害的是啥病。在驻马店农村，老百姓把艾滋病叫做“怪病”，因艾滋病人发热，周口一带叫它“无名热”。由于各种原因，人们缺乏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而各种压力与阻力弄得叫人哭笑不得！

　　1999年度，高耀洁被评为国家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不知什么原因，她未能去北京领奖，单位也没有落实奖励措施，只收到了证书及奖牌。

　　2000年3月18日，高耀洁在给艾滋病人送药时拍的照片被单位领导扣下。

　　2000年11月9日，早就定好的去某高校讲课，某书记打电话问高耀洁：“下午给学生讲什么？”高耀洁说：“自我保健知识。”对方又问：“讲艾滋病吗？”高耀洁说，“讲，讲的很少。”2个多小时后，讲课被莫名取消了。2000年11月19日晚，卫生部门某领导来高耀洁家办事。高耀洁和他谈到艾滋病的严重性，对方连连摇手说：“不敢说，不敢说……”高耀洁说：“我自费印的艾滋病资料大量送给河南省防疫站发放。”领导说“单位谁还敢跟你来往？

　　“由此看来，我真像个‘防艾瘟神’”。高耀洁苦笑着说。

　　高耀洁出名了，很多人给她写信。来信者多是表示对高教授的敬意与支持，并索要防治性病、艾滋病资料。对此，高耀洁有求必应，“这样有的放矢搞宣传，效果更好，我的资料不会被浪费。只是我1天平均要回10封信，太忙了。”给高教授来信者中也不乏心怀叵测的人。有例为证：安徽某医药杂志社来信称：您发表的论文《艾滋病误诊2例》经评委评比具有科学性、理论性和实用性，被评为国际金奖。请您于近日将奖杯制作费680元……还有湖南写来的：我发明了一种多功能男性快感器，不吃药不打针可治艾滋病，希望高教授向媒体及病人推介此产品，或合作开发此项目，利益共享。“一看都是骗子，这两封信一个是想骗我的钱，另一个则是想通过我骗别人的钱，我岂能上他们的当！”高耀洁气愤地说。

　　2001年，高耀洁荣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这个大奖每年在全球只评1人，今年这项特殊荣誉属于中国人。2001年4月7日，高耀洁收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邀请函，邀其5月28日至6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参加颁奖大会，高耀洁后来缺席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在讲话中说：“中国获奖者未能前来领奖，我深表遗憾。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救救艾滋孤儿吧

　　艾滋孤儿，是被艾滋病夺取生命人们的遗孤。这些孤儿本身并没有染上艾滋病病毒，是健康无恙的孩子。他们怎样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和正常儿童一样过生活呢？

　　2001年春节前夕，高耀洁收到一位小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我妈为我和弟弟上学卖血，得了艾滋病。现在她的病很重，求求您救救她，我不能没有妈妈……”高耀洁想：艾滋孤儿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人们对艾滋病的看法有误区，不少人认为这是孩子父母造的孽，该他们受罪，故不肯解囊救助他们，贫病交加的孩子睁着大眼睛等待死亡。

　　2001年元月上旬，高耀洁去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召开的“性病、艾滋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有专家提及艾滋病的孤儿问题。春节过后，她着手调查艾滋病孤儿事宜。自3月19日至4月7日，高耀洁4次到多个县搜集资料。多次受到送出县境及防疫人员往外驱赶的待遇。这时在她看来：艾滋孤儿在父母或父与母死亡后，其他亲属会抚养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经济上对他们的支援。

　　1999年下半年至2002年上半年，高耀洁用3种渠道给孤儿寄钱，总计在8万元以上。2002年7月，高耀洁得知这些钱绝大多数没有用到孤儿身上。如高丽、高岩，2001年全年高耀洁寄去1100元，90%以上被他叔叔拿去赌博了，2个孩子有3个月没有钱买盐吃！政府救济的1袋面粉、1堆煤及家里原有的电灯、电表，也被他叔叔抢走了！

　　父母因艾滋病双亡，人们不敢接近艾滋孤儿，怕染上艾滋病。这些孩子的其他亲属呢？逼孩子到外面打工挣钱，或唆使他们向别人要钱。那些13-14岁的小男孩，被迫出去做苦力。不少孩子在工地上、河滩上装卸石子或挖沙，稍有怠慢还要挨打。如冯团伟父母双亡，留下3男1女4个孩子。老大、老二已辍学外出打工2年多，小团伟才13岁正读书，高耀洁每期给他寄学费，他伯父伯母不让他读书，叫他去装卸石子！不少人一心想拿孩子来赚钱……高耀洁发现：已有不少孩子承受不了重体力劳动，流落到社会上偷盗，被判劳动教养。而女孩子就更惨了，十四五岁就被那些无懒们——三四十岁的老光棍们盯上了。他们用尽手段把这些少女弄去做小媳妇。今年八九月份，高耀洁帮助1个14岁的少女打官司，把她从一个30多岁的无懒那解救出来。高耀洁忧心忡忡地说，此类事情并不罕见。甚至有人以外出打工为名，骗她们出去当“三陪小姐”！

　　高耀洁告诉记者，在她联系的160多名艾滋孤儿中，孩子父母都是因艾滋病死亡。而这些孩子均未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说明艾滋病在家庭中传播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有人说：“让这些孤儿自生自灭……”还有人说：“不能让这些孩子们发展高了，将来他们会成为我们的掘墓人……”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关心艾滋孤儿。去年春节，高耀洁接3个艾滋孤儿到家里过春节，这些孩子经过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均为“阴性”，并未感染艾滋病。“可是，许多人吓的不敢来我家，我过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冷清’的春节。”高耀洁苦笑着说。

　　2001年的一天，高耀洁走进某村，发现一个辍学的12岁男孩跪在一个新坟前，对着一张中年夫妇的合影嚎啕大哭。他叫张夏依，在坟墓里躺着他因艾滋病死去的父母，他妹妹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他14岁的姐姐也辍学了。好心人为他交了学费，不久他又因贫困辍学打工去了。为了每天挣10元钱养家糊口，小夏依心事重重。在他的左臂刻满了“忍”、“仇”、“杀”等刻骨铭心的字样。据说“仇”字是他的伙伴们刻的……2001年3月的一天，高耀洁到某县艾滋病村。刚进村就遇到了8个学龄儿童，其中1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我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旁边一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解释：“俺这里许多小孩都在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艾滋病是卖血传染的。”高耀洁听后更加心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些小孩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艾滋孤儿将走向何处？

　　有人问高耀洁：河南有多少艾滋孤儿？她无法说出准确的数字，只能说在每个艾滋病病人身后留下的就是1-3个孤儿，甚至更多。如果救助艾滋孤儿？高耀洁以切身体会说，单纯经济上援助是不行的，集中办孤儿院、孤儿学校也是困难重重。多数孤儿养成了一种懒惰、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习惯，个别人甚至仇视社会。由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若把他们集中在一起生活，更是弊多利少，极不利于他们成长为完善的人。那么，该怎么办呢？

　　2002年5月的一天，新蔡县古吕镇好心人打来电话说：“高闯的麦子被他叔叔强行收割了，高闯没有粮食可吃、学也上不下去了。”正巧一位山东人来到高耀洁家，他们愿意收养这位艾滋孤儿。6月1日，高闯被山东曹县一位50多岁丧子的陈姓夫妇收养了，改名叫陈祥鸽，意思是像吉祥的鸽子一样飞翔。10天后，陈祥鸽到百集小学五年级读书，7月份学期终了，祥鸽学习成绩全班第1。高闯14岁的姐姐冬莉在姨母家里备受虐待。2002年7月她打电话要求赴曹县，该县群众争先恐后伸出援助之手。当月29日冬莉被曹县高新庄一对缺少女儿的王姓夫妇收养，改名王援援。心狠手毒的姨母子口了冬莉的户口薄和学费，无奈她起诉了姨母。为此，养父及当地村干部多次赴疫区找她姨母理论。艾滋孤儿听说曹县生活好、有饭吃、有学上，纷纷要求到曹县。经高耀洁牵线搭桥，又有4个孩子投奔曹县。王援援精神状态全变了，原来的木呆消失了，长高了也长胖了。她在苏集镇中读初三，期终考试年级第1名，全校千余人第2名。

　　艾滋孤儿分散抚养进入正常人的家庭，他们接触的全是正常的小伙伴、小同学。几个月后，慢慢地忘记了往日的痛苦，精神集中在正常的学习上了。高耀洁认为这是种可取的方法。但令人不测的是，当地计划生育的官员们要把这些孩子按计划外论处。因此，6个孩子4个至今没有落下户口。“这些孩子在出生地均属计划内出生，并有户口关系，为什么来到曹县就要按计划外出生需要交纳罚款？”高耀洁说，这样一来，影响了艾滋孤儿收养工作的进度，正如艾滋孤儿董某所说：“我们这些孩子比当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还孬……”“天啊！真不知道今后艾滋孤儿的出路在何方？！”高耀洁无语问天。

　　倾尽心血为“防艾”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老伴郭久明始终陪在旁边。时而倒水，时而插话。“我和老伴本来可以过得好好的。”他说。高耀洁退休后的工资是2000多元，郭久明退休时是内科主任医师，每月收入也有2000多元，在郑州，这种收入绝不算低。加上孩子都有工作，不需要老两口资助。但从2000年起，郭久明不让老伴管钱了，“家里所有的钱都被她折腾光了，钱都给了那些艾滋病患者和家属。”高耀洁和老伴的开销不大，每月200元的菜钱是最大支出。高耀洁以苦为乐地说：“我从不买衣服、药品和鸡蛋，这些都是别人送的。”

　　和这个年纪的老太太不一样，高耀洁身上除了手表，没有一件饰品，包括戒指。现在，高耀洁的工资由老伴掌管，每月可领到700元钱，但她外出讲课的收入和稿费的支配不受影响。去年，高耀洁给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讲课，获6000元报酬，不久前，她去巩义讲授计划生育，有800元进帐，这些钱很快被她少至50多至500元地转给了那些艾滋病患者和孤儿。

　　由高耀洁主办编写的小报《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已出了15期，总印数达53万份。除第一期外，其它每期3000-5000元的费用都由高耀洁自己掏腰包。她还自费给病人送药、寄钱。2001年秋，高耀洁做了一项“防艾”知识调查，在1万多人中，能够正确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者不到15%，尤其是对血液传播途径更是一无所知。为更好地开展“防艾”工作，高耀洁编写了《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两版四次印刷30多万册，费用由本人的“健康与人权奖”奖金2万美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金支付15万册的印刷费。为使人们更多了解艾滋病防御知识，该书免费对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病人、家属赠阅，现在每天发出10-100本不等，有时一次就运走几千本。2001年8月再版后，赠河南省妇联、省卫生防疫站、省图书馆各2万多册，请他们转用发给农村基层单位和个人。此后，各地纷纷来信来人来车索取该书，以河南为最多，海南、湖北、广东、云南、新疆等省市地区办艾滋病知识培训班都用该书做教材。有的单位来过多次，如北京三农教育中心为办班一次就拉走3000册。好心人劝高耀洁别再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了。她却说，“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生在世总得为世人留下点什么，我能干些有意义的事，心里踏实！”

　　2001年3月29日早上5点，高耀洁从郑州乘火车到驻马店，上午10点换乘长途汽车去新蔡。因中途堵车，直到晚上8点半才到，在车上闷了9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高耀洁拖着七旬高龄的身体，楞是连口水都没有喝上。车上挤得要命，和她同去的2个小青年闷得不时跳出车窗透气。而高耀洁只能呆在车里受罪。终于到了目的地，下车时，高耀洁双脚肿得不能走路，双腿疼得儿乎无法站立。事情过去许多天了，但时至今日高耀洁仍心有余悸。“真怕自己倒下去就起不来了，‘防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倒下去！”

　　高耀洁的老家被拆了，老两口现在住的黄河路上的“新家”是儿媳借给他们暂住的。走进这套两居室，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唯一值钱的还是清华大学学生3年前捐赠的电脑。严冬腊月天，高耀洁和老伴儿连暖气都用不上……高耀洁说，如今她家成了艾滋病患者投诉咨询中心，每天来信及电话不断，他们有什么不懂的知识，找她；他们受了别人的歧视倍感委屈时，也找她。她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回近10封信。旁人不理解高耀洁，有人说她“瞎折腾”，更有人奚落她“自作自受”。但高耀洁说，“我的看法，一个人活着，不应该为了自己，应该为着更多人。天要生我必有用，一个猫头鹰生在世上，它要吃老鼠；一只蜻蜓它要吃蚊子，何况人呢？每个人都应多出付出一些，付出一些对这个社会总是有好处，这个总比那个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的好吧。”

　　接下来，高耀洁还要继续“防艾”宣传，还要再写书，好让大家知道艾滋病究竟是怎么回事，让大家知道怎样预防，艾滋病并不那么可怕。还有就是抓紧时间想办法解决艾滋孤儿的三个问题：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我心里很清楚，我的付出是没有回报的，如果说收获，我收获的是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高耀洁动情地说：“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使将这套破房子卖了，也救不了那么多艾滋病患者，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唤起全社会来关注艾滋病！”一时间，高耀洁老泪纵横。

　　看着她刻满沧桑的脸和泪光闪闪的眼，再看看她挂在墙上的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和同事“她有太浓的爱、太软的心”的赞誉，记者想起第5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里曾面对全世界的新闻媒体赞誉过一位中国人——高耀洁。他说：“知识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国河南，就有一位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人，她的故事跌岩起伏，她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