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鹿寨县毒品泛滥背后的现实窘境本报特派记者 鲍小东 傅剑锋 广西、浙江报道

　　“目前，中渡镇在册的吸毒人有300多人，有没有艾滋病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经费进行检测。但是近年来，不少吸毒者不明不白地死亡，估计和艾滋病有关。”中渡镇派出所所长谭国贤称。中渡镇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在杭州市警方近日抓捕的数十名“艾滋小偷”中，绝大多数为鹿寨县人，其中10人是中渡镇人。鹿寨在册吸毒人员为1000人左右

　　“在鹿寨买毒品太便宜了，一克只要五六十元，也很容易买到。我是从1999年开始吸的，2000年开始用注射器。”21岁的陈小六（化名）是中渡镇马安村人，也是此次被杭州警方抓捕的“艾滋小偷”，“我们村100多户人家，有七八十个年轻人吸毒。”

　　鹿寨县的吸毒贩毒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解放前，该地区有人种植罂粟，解放后被废止。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罂粟种植出现反弹，公安部门发现后立即予以了铲除。近时期发现吸毒者始于1992年，在中渡镇。“那几年，中渡镇有人到广东等地打工，一部分没找到正当工作的人后来就走上吸毒贩毒的道路。为了‘开拓市场’，他们回到中渡镇引诱他人吸毒，此后蔓延到鹿寨镇、雒容镇等乡镇。1997年到1999年，当时全县在册的吸毒人员达到七八百人。”鹿寨县缉毒大队队长黄新本介绍。

　　打工者仍然在不断出去，一般都是去广东恩平和浙江杭州。在老乡的带领下，又不断有新的人员走上吸毒贩毒的道路。目前，全县在册的吸毒人员为1000人左右，多为青少年，其中女性占20%。

　　中渡镇一度成为毒品集散地。周边的乡镇，甚至其他县城的吸毒人员都来这里购买海洛因。该镇马安村拉练屯更是远近闻名，村民回忆，当时拉练屯的晒谷场几乎就是一个毒品的交易市场，贩毒人员公开销售毒品。

　　吸毒贩毒的泛滥引起地方治安混乱，偷盗现象在当地十分严重。2000年以来，中渡镇派出所抓获并判刑的偷盗、抢劫的人数有40多人，这些人都是吸毒人员。为了维护治安，各村都成立了民兵组织。

　　中渡镇贝塘村也是一个吸毒贩毒严重的村庄。在杭州被抓捕的10名中渡镇的“艾滋小偷”几乎都是贝塘村的。贝塘村委会主任陶义军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治安很不好，主要是本村外出打工又染上毒瘾的人和他们的毒友作案，“什么值钱的都偷，鸡啊、鸭啊，田地里成熟的瓜果，厨房里的铁锅铝桶等等。”窘迫的地方经济

　　鹿寨县政府一位官员说：“吸毒贩毒严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和文化落后。”

　　一份《鹿寨县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初稿）安排意见》的材料显示：今年，该县财政收入为2亿元，而财政支出为1.95亿元。农业在该县的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很大。

　　整个中渡镇，只有中渡铁厂和中渡铸锻厂两家企业。全镇人口4.5万人，人均耕地面积为1.2亩，农业收入微薄，因此，全镇有1/4的人外出打工。

　　整个鹿寨县农村孩子受教育的程度都偏低。中渡镇共有4所初中，但每年毕业人数只有五六百人。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外出青年所做的都是一些苦力活。

　　对于一些在家乡已经染上毒瘾的青年来说，无论从收入上还是体质上，他们都已经无法再从事苦力活。陈小六来杭州一年不到，就因偷窃被抓过5次。杭州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队长王擎坤介绍，此次被抓获的“艾滋小偷”，很多人来杭州目的就已很明确。在这次集中刑拘前，杭州一派出所抓住一名小偷，在他身上查出了一封来不及发出的信。此人在信里让同乡赶快来杭州：杭州人钱多而且好偷，杭州警察也不打人，只要你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自2000年来到中渡镇派出所工作的谭国贤介绍，从那时起，派出所接到过十几个来自恩平或者杭州的电话、书信等，询问被抓捕的人员的相关情况，如是否在逃犯、有无犯罪史等。

　　近年来，鹿寨警方加大了对吸毒贩毒及其他治安问题的打击力度，然而，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办案经费不足。以鹿寨县缉毒大队为例，该大队仅5人，一辆车，所以要经常依靠基层派出所的力量。而派出所情况相同，中渡镇派出所每年办公经费为几万元，但因为出警频繁，每月汽车加油费就达4000多元。今年，中渡镇派出所已经拖欠了加油站好几千元钱了。

　　2002年，鹿寨县被卫生部选定为“针具社会营销项目”试点县，对吸毒人群实施针具交换。在卫生部最近宣布的第二批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项目，鹿寨县也名列其中。

　　目前，鹿寨正在开展对HIV阳性及艾滋病病人的调查，为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项目做准备。专家访谈艾滋病人犯罪是社会恶性互动——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近来在一些地方，如杭州、武汉等地出现了一些艾滋病感染者从事扒窃、抢劫等犯罪行为的现象，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周孝正（以下简称周）：社会学讲究互动。以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种恶性的互动，而且是个大问题。犯罪肯定有社会原因，我们要思考的是，一些艾滋病人为什么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甚至发生犯罪行为？在河南血污案事件中，大批农民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们是非常不幸的受害者，但受害后又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受到全社会的歧视。如果当地政府没有追究那些靠农民卖血而致富、攫取利益者的责任，受害者可能就会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而这种行为肯定是要受到制裁的。这就是个恶性互动的社会问题。

　　记：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

　　周：恶性互动只能造成两败俱伤，对社会、对艾滋病人都是非常有害的。首先，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对造成艾滋病扩散的责任者追究其法律责任。其次，政府和社会应尽可能地使艾滋病人受到好的照顾，给他们一定的空间，让他们回归社会。我们要警惕妖魔化艾滋病的趋向。

　　记：对于预防艾滋病人犯罪，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周：预防犯罪也是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课题。首先要做到实现社会与艾滋病感染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其次，当然要防止艾滋病的蔓延。目前发现的患者可能只占我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一部分，很多没查出来。为了防止艾滋病的蔓延，我们当然要鼓励这些人去查。但是，查出来有什么好处呢？现在的状况是，一旦查出来，单位不要了，家庭不要了，社会不要了，整个社会就把他抛弃了。既然这样，他们怎么会去查呢？所以，还是要首先做到社会与艾滋病感染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本报记者 史梅（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