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与乔榛、丁建华的纷争经各大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成了全国影迷关注的焦点。事情起源于网络上的一篇名为《一个著名配音演员的遭遇》的帖子，其中为童自荣鸣冤叫屈，称他受到身为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Q的长期打压，与D也素来不和。据报道，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帖子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他还希望“上级领导下到厂里来调查，判断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而乔榛和丁建华则郑重发表声明称：“发帖的人纯属造谣，所传全部内容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充斥了恶意的人身诬蔑和攻击。”乔榛甚至说：“我若迫害童自荣我是混蛋！”

　　作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内讧”，对三位当事人纷争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外人自然难以置评。但是几年来，我们的确很难在电影屏幕上听到童自荣那截金断玉的声音了，对广大曾经喜欢过《佐罗》里那浪漫不羁的侠客风采的影迷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抛开个人恩怨以及简单的“对错论”式的道德评价，我觉得这个悲剧与其说是某人打压的“杰作”，还不如说是单位体制下生长出来的“恶果”。

　　单位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分配，通过垄断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形成对单位成员的支配关系，最终有效地控制单位内每一个成员的社会生活。据报道，央视《新闻夜话》和《艺术人生》请童自荣做节目，厂里负责人就曾以单位的名义进行阻挠；2001年元旦晚上，童自荣利用假日应邀参加上海一台朗诵晚会，回厂一上班就被领导要求“作公开书面检查”。显然，童自荣的工作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都严重受到译制厂制约。

　　当单位已成为成员生活福利的惟一源泉时，单位人实际上就陷入一种别无选择的依附境地。离开单位，放弃“单位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在童自荣能够选择的几家译制厂都是“单位”制的情况下，他要改变自己的单位归属，惟一的选择便是通过正常渠道进行工作调动。

　　童自荣的悲剧性就在这里：他的天才嗓音无法施展，时光虚度、才华闲置，不是他不愿，而是他不能，因为他不能决定自己的生存状态。童自荣的悲剧也是影视领域计划体制下的恶果。只有加大这些“单位制”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才能避免类似童自荣悲剧的继续上演。

　　雪里埋(成都　编辑)（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