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秀艳

　　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来临前夕，记者走访了中科院院士、卫生部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曾毅。

　　“如果没有积极干预，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将达1000万。”曾教授告诉记者，从1994年至今，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以40％的速度持续增长，虽然目前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很低，但感染人数在亚洲位居第二位，在全球居第十四位。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对公众的宣传教育最为重要。”曾教授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资料，做好宣传和预防工作，在艾滋病高流行国家，可以减少70％的病人。泰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艾滋病高流行期，如果不进行宣传教育，按照当时的流行速度推测，到90年代初，泰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就会达到700万之众。所幸的是，泰国政府在80年代中后期就开展了积极的预防工作，在全民中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提倡“人人参与预防艾滋病”。这些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成效，目前泰国的艾滋病感染人数控制在100万以下。

　　1999年，广东省对吸毒、卖淫人员艾滋病流行调查时，一个20岁的艾滋病感染者的经历让曾教授很有感触。“那个年轻人告诉我，如果了解一点艾滋病的常识，一定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控制，是无知让他感染了艾滋病。这种无知是缺乏社会教育的结果。”曾教授认为，通过最基本的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让人们检点自己的行为，树立安全意识，自觉阻断从一般人群到高危人群的途径，就可以有效地控制艾滋病感染者数量。曾教授告诉记者，目前，全国已经成立了100多个艾滋病的宣教试点，在山东的寿光、诸城等地开展的艾滋病基本知识宣传教育，已经让县以下人口的70％—80％受益。

　　“每个人的宣教费用大致需要2元钱，按照总人口13亿计算，3年之内，我们一定要拿出26亿人民币把全国人口的宣传教育工作全面做好。相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每年至少1000美元的治疗费用，这些成本要低得多，而且，只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就可以减少2／3也就是600万艾滋病感染者。”

　　曾教授表示，虽然我国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农村的宣教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县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70％—80％，而且城市流动人口也多来自农村，由于文化层次、职业、收入状况、卫生习惯、行为意识等方面的特点，他们向高危人群转变的几率更高，所以艾滋病基本常识的教育工作不论有多难，都必须做好。

　　在南方的一个省份，曾教授了解到这个有几千万人口的省份的卫生防疫部门每年用于艾滋病宣传教育的经费只有区区几万元。“目前，对于艾滋病宣传教育的投资还远远不够，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增加投入，但是，非政府组织、企业乃至社会方方面面的参与更为重要。”

　　教育公众最重要（编余短论）

　　伍莲

　　面对来势汹汹的艾滋病疫情，人们会问：什么才是对抗艾滋病的最好办法？

　　原则上讲，最好的当然是疫苗。然而，今年国际科学界两次大规模疫苗高危人群预防试验均宣告失败，艾滋病疫苗的研制任重而道远。在疫苗研制尚未过关的情况下，对抗艾滋病，预防是关键。而要有效预防，最关键的是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

　　英国早在1986年，就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的健康教育机构，把预防艾滋病的小册子送到每家每户，做到家喻户晓，电影、电视台的宣传更是铺天盖地。在近10年时间里，泰国艾滋病的感染发病人数明显降低，也主要得益于泰国政府高度重视，协调各部门，积极动员全民参与。面对艾滋病威胁的乌干达政府，在1990年就对公众进行艾滋病宣传，使原来孕妇携带艾滋病毒率由20％—30％下降到1996年5％—10％。澳大利亚的艾滋病宣传教育做得最好，他们发动非政府组织一起参与，动员全国公众做宣传教育，并采取了积极的干预措施。

　　相形之下，我国在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宣传教育和干预方面还做得不够。面对日益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各方面的工作正逐步展开，而针对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尤其要加强。我们希望这一工作常抓不懈，而不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段。

　　《人民日报》 (2003年12月01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