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一度是我们社会的禁区，人们多少都有点谈艾色变。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承受能力的提高，艾滋病终于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我们甚至能够举办有关艾滋病问题的论坛或会议。不过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对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办法还相当简单，与历年预防世界艾滋病日主题相比（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同步进行），我们的任务还需要落实到十多年前的主题上，如1991年的主题“共同迎接艾滋病的挑战”，1992年的主题“预防艾滋病，全社会的责任”等等。今年的主题虽然美好，“ＬＩＶＥ，ＬＥＴ　ＬＩＶＥ”（相互关爱，共享生命），但其声音仍需要漫长的通道才能传到全社会的耳朵里来。

　　这就是说，政府和全社会在迎接艾滋病挑战中还有相当多的局限。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与法律将会越来越有利于解决艾滋病问题。但解决问题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组织和个人那里。目前的艾滋病人或关心艾滋病问题的各界人士难以一蹴而就。因为在影响政府决策和运用法律手段时，艾滋病人多是无能力的“弱势群体”，而媒体和ＮＧＯ等社会资源的介入过少。由此造成的现状是，面对庞大而分散的艾滋病人群，我们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的少数公务员和社会层面更少的ＮＧＯ志愿者迎战。正因为此，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在其今年发布的“河南艾滋病、法律和人权”的课题报告中虽然提出“感染者有要求血站（主要是政府血站）和政府卫生部门赔偿的权利”，但也只能向政府建议：“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特别是那些国家应该对其感染艾滋病病毒负责赔偿的卖血和输血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和合乎人性的照顾。”要知道，从提建议到参与公共决策，还有不短的距离。

　　由历年预防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可以看出，艾滋病对社会的挑战是长期的，我们对艾滋病的攻坚战不可能像对待非典那样短平快。说到底，迎接其挑战，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如人力资源、媒体资源、技术、资金等等的大量倾斜投放，只有资源的社会分布达成某种均衡，艾滋病才不再成为威胁。

　　然而，今天国内承诺帮助艾滋病家庭的组织只有如“爱知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基金会、“红树林”、“爱之关怀”等不足十家，个人也只有高耀洁（河南）、桂西恩（武汉）两人。无论是地方基层政府还是城市基层组织如居委会，都有对社会力量如ＮＧＯ的不信任甚至不知ＮＧＯ为何物者，他们坐在火山口上仍不接纳全社会的力量。对一些艾滋病人来说，他们不仅不知自己的权利，反而用一种“自污”的方式，一种生命认同完全背反社会的方式来讨生活，而媒体也顺势称其为“艾滋扒手”、“艾滋嫌犯”。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更多的人成为ＮＧＯ或志愿者，更多的组织和个人从一个人和病人（艾滋病人）的全部生活需要出发来帮助后者确立自信、自尊。这不是过一个艾滋病日、开一次国际性会议、制定一项承诺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就是说，艾滋病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攻坚战才刚刚起步。

　　本报特约评论　余世存（北京　作家）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Ａ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