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备受社会关注的武汉、北京两起性骚扰官司都有了结果。北京的官司经过一波三折，最后以法院驳回双方诉讼请求而告终；武汉的官司则以原告胜诉、被告赔礼道歉而收场，这也是为数不多的胜诉的性骚扰官司之一。两起官司结局反差之大，其中令人回味之处着实不少。

　　11月11日，李银河、陈一筠、刘达临、潘绥铭等23位著名的性学专家评选出了2003年度中国“十大性新闻”，位列首位的就是性骚扰案败诉。

　　女性，当然也包括男性，工作中怎么防止上司伸出的“咸猪手”？被骚扰后怎样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利？性骚扰官司举证难，是否可以考虑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有没有必要对性骚扰进行专门的立法？上周六，来自妇联和法律界的5位专家齐聚本报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策划、主持／窦丰昌、黄楚慧 文／柯学东、李钢图／颜晓明

　　嘉宾：

　　林琦广州市妇联副主席

　　邬耀广　广州中院研究室主任、法官

　　于海涌　中大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简正德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罗永生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上篇　现状　单身女性投诉最多

　　主持人：广州近期性骚扰的情况严重不严重，请广州市妇联副主席林琦介绍一下。

　　林琦：广州市妇联每年接到大约7000宗的投诉，其中性骚扰的数量不是很多。因为难以启齿、拿不出证据甚至怕被倒打一耙等原因，有很多人可能碰到了但没有投诉，因此有多少人受到了性骚扰，真实的数据无从掌握。近期我们也受理了几起，其中未婚女性、单身女性和被雇用者是投诉的主要群体。

　　案例一：6女工共诉老板性骚扰

　　去年，某超市6名女工一同来到市妇联，投诉他们被老板“调戏”的经历。

　　阿英（化名）进这家超市时还不到20岁，此前连恋爱都没谈过。一天晚上9时，阿英像平常一样准备下班回家。这时，老板单独叫她留下，说是有点杂事要她帮忙。没想到，老板关上大门后转身就一把抱住她。没有任何男女亲热经历的阿英感到全身都起鸡皮疙瘩，拼命挣扎。老板不死心，威胁说：“只要你从了我，我保证以后你的饭碗不会丢。”阿英拼命掰开老板的双手后逃走。

　　因为怕丢饭碗，阿英在被老板欺负后一直不敢吭声，但老板却越发肆无忌惮。一夜，阿英与同在超市工作的姐妹诉苦，孰料，这位姐妹也有同样经历！此后，又有4位姐妹讲述了同样的经历。

　　6位姐妹于是相互壮胆，一起找到派出所，揭露了老板的丑事。派出所也传讯了超市老板，但令派出所为难的是，除了这6个女孩的证言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老板调戏她们；即使有证据，老板也只不过是“揩揩油”而已，很难定他的罪。在市妇联的调解下，超市老板私下承认的确有“不道德行为”，并对6位女孩作出了经济补偿。不过，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阿英她们也只好辞职了。

　　案例二：精心取证斩断咸猪手

　　黄桂凤（化名）供职于广州一个国有加油站工作，负责财务工作。丈夫去世后，黄桂凤靠一个人抚养着一个孩子，经济负担重，自然很珍惜现在的饭碗。这一切，黄桂凤的领导王某看在眼里。

　　2001年，公司要进行机构改革，要让一部分职工下岗。王某借故谈工作，将黄桂凤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向其不断暗示，还威胁黄桂凤说：“如果不答应，那么就分流下岗吧”。

　　黄桂凤不甘受辱，她假意同意他的要求，但要他写保证书，保证不会让她下岗。王某以为黄桂凤已经就范，马上写了保证书。此外，王某还写了几份要求黄桂凤与其一起吃饭、看电影，并保证听他的话的多份书面协议。

　　黄桂凤将这些书面材料保留下来，并在随后以此为证据，向上级告发王某。经过市妇联的协助处理，王某被调职，黄桂凤得以保住自己的名节。

　　中篇　症结　证据规则保护不力

　　尴尬一：名不正言不顺

　　主持人：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性骚扰”一词，性骚扰官司多是以侵犯名誉权或人格权等提出的，究竟什么是“性骚扰”呢？

　　罗永生：“性骚扰”作为法律名词最早出现在美国的《权利法案》，主要体现在“性别歧视”的规定上。在工业社会，因为雇佣关系的大量存在，女性雇员被上司侵犯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也推动了美国加大了“性骚扰”问题的立法。

　　根据既有的研究成果，人们一般把“性骚扰”定义为：一方对另外一方施加了性有关的影响，这种影响足以使受害方受到惊吓、担心、恐慌等心理状态，并使精神受到损害。但是，因为我国法律没有界定“性骚扰”，性骚扰官司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邬耀广：如何界定“性骚扰”，“性骚扰”包括哪些行为？这是当前法律面临的难题。例如男女同事、朋友之间讲个黄段子、发个黄色短信什么的，算不算“性骚扰”？病人到医院看病，病人认为医生过分触摸其敏感部位，是否也算“性骚扰”？这些都值得研究。

　　尴尬二：没人看见难以取证

　　主持人：比较北京和武汉这两单性骚扰官司的结果，证据显得尤为重要。很多打算打性骚扰官司的女性考虑到“取证难”问题，而只得放弃。为什么性骚扰官司收集证据这么难呢？

　　于海涌：在诉讼中，法官讲究“客观事实”，要求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为性骚扰一般不会发生在公共场合，在“一对一”骚扰的情况下，举证非常困难，这对被害者的保护显然不利。

　　罗永生：性骚扰是件“见不得人的事”，因此大多数性骚扰不被第三人所知道。即使其他人知道，可能碍于同事关系、领导关系而不愿意作证。

　　主持人：在这类官司中证据规则是否可以有所不同呢？

　　于海涌：证据规则的制定是个悖论，现有的证据规则的确不利于受害者权益的保护；但如果放开证据规则，这样也会乱套，会导致很多滥诉。中间这个平衡点很难把握。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一般采用“优势证据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法官可以比较双方提供的证据，看谁比较有道理，从而判断是否存在性骚扰。这样，很多在我们看来“缺乏证据”的性骚扰可以得到认定。

　　尴尬三：受害者不敢站出来

　　主持人：虽然现实生活大量存在性骚扰行为，但发展到诉讼阶段的并不多，原因是什么？

　　林琦：未婚女性投诉多并不等于已婚女性被骚扰的少，原因在于已婚女性怕引起“是非”，从而破坏自己的家庭，她们因此也不敢吭声。在目前就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一些无良老板依靠自己在雇佣关系中的强势地位，频频伸出“咸猪手”；而处于弱势地位的雇员，为了保住工作忍气吞声。

　　于海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很多女性认为性骚扰侵害的程度并不大，因此也放弃了追究。实际上这样只会助长“咸猪手”的嚣张气焰。

　　尴尬四：胜诉只得到一句道歉

　　主持人：对于受害者来说，打一场官司费心费力，还要掏一笔不菲的律师费。武汉的案子原告虽然胜诉了，但只不过得到了一个赔礼道歉。

　　于海涌：这就是我国法律的悲哀。性骚扰在经济上几乎没有损失，损失主要在精神上。如果法院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会导致受害者即使打赢的官司也得不偿失。

　　罗永生：我们注意到，北京性骚扰案的被告以侵害名誉权提出了反诉，虽然也被法院驳回，但这应该引起重视。除了恶意诉讼外，不能追究原告所谓的侵犯名誉权的责任。不然很多受害者不敢站出来维权。

　　下篇　对策　敢于反抗保存证据

　　展望将来：最好有性骚扰专门立法

　　主持人：性骚扰官司遇到以上诸多尴尬，原因在于缺少法律支撑。现在已有代表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就性骚扰进行专门立法是否有必要？

　　罗永生：由于缺乏法律规定，各地法院判决并不一致，甚至同一个法院不同时期、不同法官的判决也不一致，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我个人认为，我国急需就性骚扰问题进行立法。在立法操作上，可以在民法典中先作出一般性的规定，而在那些涉及性骚扰高发人群和行业的特别法律中，应该作出特别的规定，比如《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劳动法》等等。

　　林琦：正在修改的《妇女权益保护法（草稿）》中，很可能纳入性骚扰问题。这个修改稿正在研讨中。

　　邬耀广：实际上，法院在审理性骚扰案件过程中，法官可以从现有的法律中找到依据，包括《民法》、《刑法》中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民法中的人格权、名誉权；刑法中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广州两级法院也有这方面的案例，只是它不叫性骚扰案件罢了。

　　性骚扰案件的确难判，经常是原告说有被告说没有，在证据上经常是1：1,就连优势证据都说不上。因此关键的问题还是取证。要不要对性骚扰进行专门立法，立法者要谨慎。法律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同时还要保护社会秩序，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立足当前：表示不满也可能成证据

　　主持人：就目前而言，受害者应该如何尽最大的努力来保护自己呢？

　　邬耀广：对于受害人来说，关键不应选择沉默，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要打赢官司必须要有证据支持。一要敢于反抗，或明确表示不满，其实当事人反抗或不满不仅是一个态度，也是表明性骚扰已经成立的一个证据。如果有人见证这一事情，就有了人证。

　　简正德：其实证据是多方面的，一切与性骚扰相关的来往书信、文件、黄色书刊、图片资料、影碟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据。实际上，办公室里的“咸猪手”并不是一次性的。对于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性骚扰，当事人用心取证，是可能收集到证据的。比如，在与“咸猪手”打交道时就要特别留个心眼，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带上录音机等辅助器材。只要收集这些证据不违法，法院都可能会采纳。只有收集、调取到充分的证据，受害者才能在处理性骚扰纠纷中处于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