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三十日电(记者王永志)走过漫漫百年途程，中国新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似乎已成定评。然而，中国文学批评家王光明却从“新诗”这个定名出发，质疑其理念，主张用“现代汉语诗歌”(简称“现代汉诗”)来代替它。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的王光明，新近出版了五十万言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在这部“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新作中，王光明认为，“新诗”这一文类概念在历史语境有非常复杂的内容，它从进化论的观念出发，强化了新旧对立的意识形态，使新内容(时代精神)和新语言(“白话”)成了“新诗”的指标。由于诗质的丰富性被“时代精神”大而化之，诗歌语言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被“白话”的透明性所替代，诗的美学要求已被降低，形式与语言艺术退居其次。

　　王光明说，从理论和实践上，还是从文学史的立场上看，“新诗”这一名目都过于浮泛，只能是中国诗歌寻求现代性过程中一个临时的、权宜性的概念。而“现代汉诗”经由“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不失为中国诗歌在寻求现代性过程中一种建构自己的言说方式的活动。

　　他把中国诗歌的现代重建活动主要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起自晚清的“诗界革命”，迄于五四前后的“新诗”运动，可称之为古典诗歌体制的破坏阶段，或者说是诗歌语言与体式的解放阶段。

　　二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并延续到四十年代的“诗形”与“诗质”的双向寻求，称之现代汉诗的建设时期。

　　三是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现代汉语诗歌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得到了不同的发展。而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两岸三地”的诗歌冲破了地域的疆界，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流对话机会，互参互动的局面开始出现。

　　北京大学著名学者谢冕和孙玉石均高度肯定王光明所作的努力。谢冕着重评价其挑战性，称王光明“从根本上质疑了新诗的指称。而这些指称的背后，却是定见、惯性和权威。”孙玉石则认为，作者努力追求的特色，是用自己考察现代汉诗百年演变作为主线，并串联主要诗人、诗潮、流派等，同时发掘一些被遗忘或淡漠已久的史料，堪称一部“史论”性质的专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