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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商汉

　　又有七个无辜的中国灵魂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溘然逝去。这一场无由的大火再一次烧出了社会对于漂泊海外的同胞的担忧。他们只是近年来在海外陨于天灾人祸的国人之一分子，也许当我们走进那些远走他乡的学子、那些长期身处海外的外交官的生活中间，我们才能感受到比烈火更肆虐的危机。于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对于生命的最崇高的信仰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有多么珍贵。

　　很久以来，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概念一直缺乏自己的主张。人们都知道，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安危，是一个家庭所有信念的来源和支柱。但是以家致国，国人的生命，尤其在孤悬海外的时候，往往会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巨细事务中间，只有当这一切成为灾难，才从那些斑驳的篱墙或是废墟后面，抬出太多的追悔和眼泪。在那些“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日子里，人们对于远行总是怀着莫名的恐惧，其本身往往就是生命信仰的缺失和传统观念本身的疏漏。

　　其实究其本源，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往往很难找到人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影子。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样的“豪言壮语”充斥了史册的每一个夹缝。只有在今天我们开始张扬个人的权益和价值时，我们才发现，其实关于生命的价值还有其他的版本。或许人本主义和民粹主义本身并不适合这样一个正处在良性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但是它们所体现的“个人权益至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却能更好地适应我们今天的中国外交和他们所服务的这个国家。

　　天赋人权，于世界各国亦然。尽管在各个地方人们对于人权的理解有不尽相同之处，但是同样的是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莫斯科大火初起，就看到了中国外交官的身影；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火之后，传出了来自中南海的关切之声；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倡导一种尊重生命的哲学，自上而下，将成为体制和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人不怕牺牲，也从来敢于牺牲。这不但是血与火锤炼的精神，更是东方社会尊严高于生命的身份证。这作为文化传统无可厚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外交哲学也永远正确。当我们的同胞孤悬危境，当我们的外交精英身陷危机，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牺牲或者是简单的放弃。他们需要的是最高价值的保存，是生命哲学的权衡和反思。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事一思，重新衡量进退。

　　许多人都感到，在今天全球的大国外交哲学中，美国以及其所代表的西方社会，把外交人员和侨民的安全，放到了无与伦比的首要位置。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彼命贵而此命贱的笑谈，生命原本就没有贵贱之分，只是在今天，我们更需要学会一种对于生命的最高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