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认为，税制改革与财政政策是分不开的。财税体制改革对中近期的财政政策有重要影响。经济走势判断与财政政策也是分不开的，是形成明年宏观政策倾向的重要依据。明年财税政策可能有五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将形成明年总体上有利于减税负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内外统一格局变化，将对内资企业有较大的刺激作用。更有影响的是，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推进企业投资尤其是推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第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将对明年出口有较大影响，进而也会使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遏制经济过热的作用。当然，这要把握好度。第三，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对明年财政政策形成既保持积极但力度又有所减弱的效果。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将有助于减少用于投资需求的财力而扩大用于体制完善所需的财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既防止投资增长持续过猛，也有助于提高消费需求的增长。第四，城乡统筹的财政收支思路，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不仅对支持农业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也将有助于提升消费需求和部分减少投资需求。目前的财政支出重城市，轻农村。城乡统筹将有利于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中西部农村的支持力度。第五，明年经济总体不过热但比例有所失调的格局，会促使财政政策保持积极的同时促使财政政策力度有所减少、重点有所调整。

　　解决“三农”问题找准三大“穴位”

　　《中国财经报》发表文章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在手段上要采用工业化，在路径上要选择城市化，在目标上要实现农民居民化。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减少农民。也就是要让更多的农民不务农，到非农产业去就业；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农村，成为城市居民。这个过程，恰恰就是城市化。农民少了，农业的土地经营规模却扩大了，也就解决了限制农业竞争力的主要障碍。同时，会使农民收入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也会使农村村落布局得到调整，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更多的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可以大大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也使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使城市反哺农村成为可能。实际上，工业化、城市化，是近代各国经济发展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实现了城市化。随着城市化的实现，也解决了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我们不能再错过这惟一正确的选择。在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上，政府不要人为地设限，尤其不能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发展小城市，但不能盲目地去搞小城镇、人为地去发展小城镇，弄不好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要注重城市化的内涵。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如果将“农民工”及时地变为城市居民，可以大大地促进城市化的进程。推进城市化发展需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系统。其中最主要的，一是继续推进工业化。二是合理的土地利用政策。三是改革户籍制度。四是改进和完善社保制度。

　　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

　　近年来，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在世界上被广泛谈论的话题，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是官方宣传创造的神话，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此前的增长即使是真实的，此后的增长也是乏力的，有可能走向崩溃，更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威胁。山西经济出版社日前推出了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嗄瓦拉教授的新著《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中文本。作者在世界银行工作了25年，并在世行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期间，对中国经济有深入的研究，书中以大量数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国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势不可挡；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讲代表着一个伟大的机遇。中国将成为世界许多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最大生产者，并且有可能成为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代表着一种机遇，可以扭转发展中国家原材料价格如咖啡、可可等下降的趋势，并将成为其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来源。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有潜力成为它们大部分产品的最大消费市场，不仅包括农产品，还包括飞机、计算机、电厂和石油化学制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