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为贫困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药物治疗的承诺正变为积极行动。但是，政府免费为贫困人口提供药物治疗的工程，却在现实中一开始就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困境。首先是歧视和羞耻感，使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不愿意积极配合。据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艾滋病患者中接受免费治疗的仅有约5000人。在政府提供资金的同时，还需要政府、社会、个人在观念上的转变，因为防治艾滋病是一场与死亡的竞赛。其次，按照这个数字，我们还在医护人员配备上面临着相当的缺口。

　　政府的免费承诺是因为艾滋病治疗药物的昂贵。今年8月30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通过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可大幅度降低艾滋病治疗药物价格，但一直为参与国际规则而努力的中国并没有加以应用。治疗艾滋病药物的国内生产企业，以生产少数专利过期药物来规避国际专利。

　　而且，从我国的实际财力、艾滋病发展速度，以及本报部分血友病患者受感染暂时得不到赔偿和免费治疗的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出，今天尚处在示范阶段的免费治疗，今后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金压力。

　　作为一个穷国，我们应援引“发生公共健康危机”，充分利用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利的条款让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受益。已迅速控制艾滋病发展势头的巴西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对患者而言，政府的免费承诺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对处在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开始向一般人群扩散临界阶段的中国来说，防止扩散比治疗更为紧迫。中国政府在SARS期间转折性的措施和决心，赢得了对SARS的胜利，也赢得了人民和世界的信任。这种宝贵的经验理应被用在艾滋病的防治上。

　　经历过SARS，中国政府前所未有地重视公共卫生。但是，从艾滋病蔓延的趋势和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来看，目前我们在社会动员、加强监测和信息披露、消除恐慌和歧视、政府的开放、资金和技术投入上还有很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对各级部门在防治艾滋病的任务和处罚措施，还存在不够明晰和力度不足的问题。此外，在中央政府不断提高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性认识时，部分地方和部门的职能观念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没有及时转变。

　　艾滋病不像SARS，靠政府急速动员群众力量可短期收到明显效果，它的复杂程度，使得全面的防治工作不能仅靠政府单方面的动员和推动，必须有包括民间组织在内的多层次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动员起来。

　　防治艾滋病的特殊性还在于它需有一系列观念和意识的变革，从推动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到向吸毒人员提供清洁针头，显示出政府观念的日趋务实和开放。但社会和个人的偏见和歧视的围墙远未拆除。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在今天世界艾滋病日，我吁请你们同我一道响亮和清楚地谈论艾滋病问题。同我一道拆毁环绕着艾滋病的沉默、蔑视和歧视之墙。”

　　抗击SARS，让中国经历了一场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变革，而艾滋病的防治，则需要一场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深刻观念变革。今天，政府免费为贫困人口提供治疗艾滋病药物的承诺，还只是全社会动员起来防治艾滋病刚刚迈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