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招德、赵林腐败案审判揭晓海南反腐加大力度(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4日12:33 人民网

详细报道：揭开万宁黑幕马招德卖官链　　海南省工商局局长马招德处于一个买官卖官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在他之下的每一层，向上进贡，向下搜刮。谁最终买单？

　　三任工商局长前赴后继

　　在金字塔顶端坐享其成的是权力最大的“批发商”，倒买倒卖拼命牟利的是层次不等的各色“中间商”和“掮客”，而最终为这一长长的链条买单的，则是海南的工商业者

　　在人们面对各种形式的腐败似乎变得麻木的时候，发生在海南的一宗买官卖官案再度震动了公众的神经。横向比较的话，在这桩丑闻中，单个犯罪嫌疑人被确定的行贿受贿金额并不大，最多的不过90多万元，有的甚至不足10万元。然而此案的牵涉面之广却超出人们的想像，从省工商局长到副局长，再到县工商局局长甚至工商所所长。

　　2003年6月27日，已经销声匿迹多时的原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马招德重新出现在了公众面前，不过，与往日坐在主席台上的意气风发不同，这一次马招德是站在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一向风度翩翩的马招德看上去消瘦而苍老。

　　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还是在同一个地方，马招德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人民币10万元。法庭确认马收受原屯昌县工商局局长吴岩等18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81.6万元，美元1万元，港币2万元。

　　实际上，早在2002年9月23日，马已因涉嫌受贿被“双规”。接替马招德主持工作的是时任海南省工商局副局长的郑先育。然而席不暇暖，郑很快也琅铛入狱。2003年8月2日，检察院以郑先育先后14次收受屯昌县工商局局长吴岩和原万宁市工商局局长叶东雄贿赂款9.2万元对其提请公诉。

　　其时，最先被捕的叶东雄已于2003年7月22日在海南中院被提起公诉，而吴岩则仍在看守所中等待开庭。

　　然而，这四起案件并不是海南省工商局事件的全部。一个不为公众所知的事实是，马的前任富荣武已于1999年携家逃往海外。虽然富案尚未进入司法程序，但在工商系统的议论中，富涉嫌巨额贪污。

　　传说中富荣武逃跑的过程颇具戏剧性。富曾委托中间人转给前妻200万元，不料中途被现任妻子截下。中间人后来因害怕富追查出来危及其生命，就来到检察院寻求保护。富得知后立刻潜逃。

　　从富荣武到马招德、郑先育，以及叶东雄、吴岩，前后三任省工商局长和两位县工商局长相继落马。这还没有将卷入案件的20多名涉嫌行贿者计算在内，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也都在海南省各级工机构局担任领导职务。

　　这一长串名单，不但揭开了海南省有史以来最大一桩丑闻，也组合成一个21世纪买官卖官的典型案例。从整个案件发生和暴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见金钱与欲望怎样将这些分散的个体组合成一个高效的销售网，不过，这里买卖的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权力。在这个秘密的市场中，权力的大小决定着每个人的角色和收益，不同的官位也有着不同的市价行情。坐在金字塔顶端坐享其成的是权力最大的“批发商”，倒买倒卖拼命牟利的是层次不等的各色“中间商”和“掮客”，而最终为这一长长的链条买单的，则是海南的工商业者。

　　定安小试牛刀

　　任定安县委书记期间，马招德尝到了卖官的甜头

　　在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这起丑闻中，第一个被公开审理的是省工商局长马招德，目前正在三亚监狱服刑。《财经》多方联系试图采访到这位惊人丑闻的主角，但监狱管理局的有关人士最终告知《财经》：“他不愿意见记者。”

　　根据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马招德在担任海南省定安县委书记和海南省工商局长期间，先后收受属下和辖区企业的贿赂共计92万元左右。

　　马最后被判处11年徒刑，已属从轻发落。海口市中院研究室主任郑兰清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从轻发落的主要原因是马招德并无明显的索贿情节，另外也考虑到他是侨属(其父是马来西亚华侨，被誉为“中国第一个橡胶无性系品种引种人”)。

　　马招德1947年出生，1954年随母亲和弟弟一起回国，1968年从广东热带作物学校毕业后，历任立才农场场长、三亚市副市长、定安县委书记、省工商局局长。在2002年被捕之前，马的仕途即使说不上飞黄腾达，也是顺风顺水。在省局，马平时给人的印象是颇为随和。

　　马招德在定安当县委书记时已深谙“为官之道”。上任之初不仅不带一兵一卒，也不带家属，平时穿着旧中山装、脚蹬布鞋、抽1.5元一包的宝岛香烟。其简朴清正的作风，一度赢得全县人民的赞许和信任，被誉为“当代焦裕禄”。

　　然而，法庭的证据显示这不过是一种假象。在定安的两年间，马招德先后收受海南侨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荣基等人的贿赂共计33.7万元，港币1万元。

　　1998年，王荣基在马的帮助下拿到了定安县定城镇回龙路的工程，为表示感谢，王送了马招德4万元。不久，王又顺利拿到了定安县计划生育局的宿舍楼工程。此后海南华星房地产开发公司、海南江南开发公司也先后加入了送钱的行列。

　　关于马招德的个人问题以及他的种种作为，在定安的民间有着许许多多的说法。据说，有一位老板为了拿到一个新农贸市场建设项目的投资权，用麻袋装着钱跟在马招德的屁股后面去豪赌，马招德只管赢钱，输的钱全部由那位老板出。最终这位老板赢得了这个大项目的投资权，而且还在马招德的特殊“照顾”下，从银行贷了一笔巨款用于项目建设。

　　定安期间，也让马招德尝到了卖官的甜头。

　　1999年10月底，定安县公安局交警中队原队长为解决其子陈星的工作问题，托人送了1万元给马招德，不久，陈星顺利调入公安局。1998年8月，在收受了许振侠5000元贿赂后，原来还是一名普通干警的许振侠一跃升为定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在此之前，定安县卫生局局长黄宝奎、定安县教育局局长王世广等为了争取留任或重用，也都曾给马送过1000元至6000元不等。不过，与担任省工商局长之后相比，这些只是小试牛刀。

　　官位批发

　　由于有求必应，给足钱就办事，马招德在海南甚至颇有口碑。“至少，他有价码，讲规矩，比吃人不吐骨头的戚火贵强多了。”

　　1999年10月，马招德从定安调任海南省工商局局长，在52岁时终于当上了厅级干部，也因此成为了海南最大的官位批发商。

　　这一阶段，成为马招德个人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从2000年至2002年，马收受贿赂47.9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和1万港币。仅在工商系统，就有八个县市工商局长为求提拔向“局长大人”行贿，而海南全省也不过18个市县。

　　199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始在全国推行垂直管理的改革，由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对系统的人、财、物、事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改革原本是为了克服过去接受同级地市机关领导时，容易在执法中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的问题，但客观上加大了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权力。已有过卖官经验的马招德看到了其中的机会。

　　6月27日，在公诉人陈述完案情之后，马招德曾辩称，收钱都是出于私交。司法机关的调查也显示，绝大部分行贿情节都很相似，大多发生在元旦、春节或马招德的生日，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宴请的酒楼或是汽车里。马一般来者不拒，一一笑纳。不过事实上，无论在定安还是在省工商局，由于马在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人都明了马的价值。他根本无需索贿。

　　但是官场生意自有讲究。上任不久，马招德就放出风要把县市局由科级变成副处。一时间，工商系统人心大动。下手最早的是屯昌县工商局局长吴岩。

　　2000年元旦，马招德一家正在三亚明日酒店吃饭。酒足饭饱刚放下筷子，吴岩及时赶到，当即掏钱付账。一行人按地方坐定之后吴岩便递过一个装了1万元的信封，称“要过年了，一点心意”。一个月，吴岩携全家来给马招德拜年，又封上了一个2万元的大信封。等到2001年春节前，吴和哥哥吴巍一起来到了三亚马的父母家。这次，吴岩明确提出了要求：“我在屯昌工作久了，请局长考虑能否换个位置。”吴岩带上了用报纸包的6万元。

　　不过，换个位置并不容易。虽然吴已经费尽心力，但是直到2001年底仍没有听到动静。其间，吴还曾送过1万元提醒马招德。到了年底，正好马带队到屯昌检查工商体制改革情况。已经心急如焚的吴岩再次加大了筹码——下午两点多，吴拎着一只黑塑料袋进了马入住的明艳宾馆，里面是用报纸装着的10万元。

　　吴岩后来交代说，第一次送1万，是试探，以后就心里有底了。如此前后六次一共送了21万元之后，吴岩终于如愿以偿。2002年3月21日，马招德主持召开了海南省工商局党组会议，决定任命吴为海口市工商局振东分局副局长。虽然是平级调动，但振东分局一年的收入比屯昌富得多。马招德还为吴留下了后话：“吴是有荣誉的干部(“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以后要继续培养。”

　　据省纪检委的工作人员夏炎介绍，马招德受贿最初是由原万宁市工商局局长叶东雄供出(详见辅文《揭开万宁黑幕》)。庭审纪录显示，叶东雄前后五次送了马招德15.5万元，于2002年6月11日被任命为海口市保税区工商局负责人。

　　此外，已经证实的受贿纪录还包括：

　　2000年年底和2002年春节前后，收受原白沙县工商局局长符建明人民币2万元、美元1万元，符于2000年年底被任命为省工商局商标广告处助理调研员(副处级)；

　　2001年至2002年3月，先后收受原琼海市工商局局长林明松人民币5万元，港币1万元，林于2002年3月21日被任命为省工商局经检总队副总队长。琼海市工商局副局长黄海生、黎招礼甚至证实，琼海市工商局经讨论决定由林明松向马招德行贿；

　　2000春节前到2002年中秋节，三次收受原昌江县工商局局长吴剑雄行贿人民币2.3万元，吴于2001年11月20日被任命为洋浦工商局副局长(副处级)，后又于2002年3月21日调任儋州市工商局局长；

　　2002年春节前，收受原临高县工商局局长符发景贿赂人民币两万元，春节后，符被任命为洋浦工商局副局长(副处级)；

　　2001年春节至2002年春节，两次收受琼山市工商局局长赵世伟贿赂人民币6000元；

　　2002年春节前，原澄迈县工商局局长王仕民通过马招德的司机陈斌将2000元送给马招德。

　　由于有求必应，给足钱就办事，马招德在海南甚至颇有口碑。“至少，他有价码，讲规矩，比吃人不吐骨头的戚火贵强多了。”戚火贵为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因受贿近200万元及超过千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于2001年被判处死刑。

　　在海南，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但是一言定升迁的“马局”也终有树倒猢狲散的时候。2002年7月5日，叶东雄一案东窗事发，海南省纪委决定组成“705”专案组，深入调查。在此前后，马招德先后将5万元和12万元退还叶东雄和吴岩，已于事无补。叶在贪污受贿问题暴露之后不久就供出了马招德的名字。

　　辣手吴岩

　　“我为上级抓兔子，你们得为我赶兔子”

　　因调查工作尚未完全结束，吴岩一案目前还没有公开审理。但由于送钱最多，吴岩在马招德供出的行贿者名单中高居榜首。对此，吴岩任职10余年的屯昌县工商局的职工们并不感到意外，吴的一位老同事说，“已经公布的这些钱对于吴岩根本不算什么，他贪污受贿的数字至少在200万以上。”吴岩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工商局的职工和个体户们都说要买上几百块钱的鞭炮，就在工商局门口放。”

　　据了解，吴岩1998年翻修重建了老屋，2001年他弟弟又在县城水泵厂的旁边盖了一幢五层的楼房，另外，吴在海口也有一处住房，知情人士透露说：“就在省总工会的后面。”

　　在屯昌，吴岩的跑官术远近闻名。吴是琼海长坡镇人，上世纪80年代初顶替父亲的工作在屯昌县工商局里当了一名征收员，1985年提干当上了屯勤工商所的副所长。

　　在很多老职工的印象中，吴岩年轻时工作积极卖力，但个人素质不高。已经退休的原工商局副局长高剑波回忆说，当年吴岩当所长时就因野蛮执法与驻扎当地的士兵发生纠纷，还打伤了人，一度逃跑。

　　然而，凭着“一个晚上跑七个领导”的本事，吴岩还是在1990年8月当上了县工商局的副局长(那时工商系统还接受同级机关的领导)。1994年又被正式扶正。

　　跑官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屯昌是位于海口市以西一个人口约为50多万的穷僻小县，一年工商收入不过五六百万元，在全省的工商系统中排名比较靠后。这也是吴后来不惜血本“想挪个位置”的原因。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吴岩仍然“生财有道”。原来按照规定，10%的已收款留给镇工商所掌握，吴一当上局长，就把这笔钱收回局里。

　　财务统一管理还算师出有名，吴的其他举措就让职工们想不通了。工商制服按道理都是国家统一发放，吴上任后搞了个国家个人各负担一半。两套制服一套长袖一套短袖每人扣了450元工资，当时职工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五六百元。“什么衣服要900元呢？”原屯昌县工商局工会主席黎修鑫反问。

　　1998年吴岩盖房子，基建材料统统不给钱，让企业记了账抵工商管理费。大搞基建也是吴岩捞钱的一个法宝。在吴岩任期中，屯昌县工商局先后贷款新建了两个市场，扩建了三个市场。1994年还兴建工商大楼，造价好几百万。1998年工商系统按总局精神实行管办分离，要把企业登记、公平交易等行政管理职能与培育兴建市场的职能分开，吴岩又借工商局卖市场之机当上了老板。知情人士透露说，这些市场卖的时候全是打白条，收入根本没有入账，其中水口市场和海信市场“都是吴自己拿走了”。吴的老婆内退后现在就在水口市场当会计。屯昌人都戏称县工商局是“吴家企业”。

　　1998年工会主席黎修鑫曾经在“三讲”学习会上给吴岩公开提意见，“工商局是行政机关，不能办成企业。同在一片蓝天下，不能变成阳光照不到的角落。”两年后，黎与支持他的高剑波双双被强行内退。

　　不过，吴岩最大的收入来源还是卖官。屯昌县14个乡镇工商所，吴任命了60多个正副所长，批准招聘了300多名临时工。这些人大多是在1996、1997年两年招进来的。

　　屯昌县工商局副局长高剑波当年也是党组成员，但是在高印象中，进人问题吴岩从来不与党组讨论，往往是交代了人事股的人带着工商所的新所长交接完之后，才给其他人打声招呼。

　　1995年，县里给工商局的编制是100多人，到2001年体改前夕已经变成了600多人。据说即使是进来当个临时工，也得花上3000、6000甚至1万元不等。工商所所长的价码就更高了。吴在家中设有功德箱，供工商所长们每月进贡，三个月不进贡就有被拿掉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所长们一上任则继续寻找机会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熟悉内情的人介绍说，捞钱的途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个体工商户的管理费，不交就天天过来找茬。一般人惹不起，也不懂法律规定，只要不过于离谱，大多会认。再下来就是挪用公款。“几乎每任所长交接时都有这个问题，不追究就完了。”

　　虽然买一个所长要好几万，以后还要月月进贡，但这并不影响买官者的积极性。“有的是人想当。要看时间长短，时间长就好，时间短就比较亏。本都没拿回来的情况也是有的。”

　　对于自己扮演的角色和任务，吴很有自知之明。在局机关每年召开的工商所长会议上，吴曾多次强调：“我为上级抓兔子，你们得为我赶兔子。”

　　“二道贩子”叶东雄

　　“叶认钱不认人，亲戚也要给钱才能进。”

　　同是县级工商局的局长，叶东雄的名气比吴岩要大得多。这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在海南工商系统的整桩丑闻中，叶东雄是第一个掉下来的烂苹果。马招德以及后来的吴岩、郑先育及其他四个县工商局长均由此案牵扯而出。

　　从海口出发到万宁，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万宁工商局一年的收入在最高时曾有1000多万元，近年来有所缩减，但仍有800多万元，在海南工商系统属于相当富裕的地方。

　　叶东雄在万宁当过10余年镇领导，八年工商局长，从始至终，叶东雄对自己发迹的这片土地都留恋不已。还是第一次给马招德送钱时，叶东雄就表示了自己“不换地，只想解决副处待遇”的愿望。到2001年后因为告他的人实在太多，马招德劝他还是避一避去三亚，叶东雄又狠狠心送了5万元，这才一步到位调到了海口市保税区工商局任负责人，升成了副处。

　　只有50万人口的万宁市，按编制市局干部职工应在300人以下，在叶东雄任下却膨胀到929人。经叶之手进来的人多达200人以上。万宁县工商系统的职工膨胀到办公室坐不下、要搞三班倒、每个人只能发半个月工资的程度。

　　如此大面积的机构膨胀下面正是叶东雄行贿受贿的聚宝盆。在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分院起草的起诉书中，有关叶东雄受贿的说明长达五页、31条，共计人民币22.75万元。此外，叶东雄还以虚开发票等形式贪污公款47.86万元。万宁市下属的23个工商所没有给叶东雄送过钱的几乎凤毛麟角，每次行贿金额多则两三万，少则五千八千。

　　不过，在万宁工商局的职工看来，实际的价码远比调查出的数字要高。有知情人士透露，在万宁，一般来说，要作为正式工人进到工商局大概一人要掏2万左右，当所长要3万～5万元，如果是收入高一点的工商所，数字就更高。据说有一位所长在调查中曾经向工作组承认调任万城时给叶送了8万元。

　　万城是整个万宁县“最肥”的一个工商所，1997年12月的工商费、市场费计划任务完成统计表显示，万城以129.2万元在23个工商所排名第二，仅次于城北工商所的130万元。而城北工商所实际上是在1997年才从万城工商所中分出去的。

　　叶东雄深知设租之道。叶在万宁期间，善于创造发明新职位。方圆三四平方公里的万城镇，人口仅4万人，原有两个工商所，叶上任后又增设两个；市局原有内设机构经济检查股，叶又设立经济检查队；还开全国先河，在乡镇工商所设正副指导员。

　　工商系统原来没有管理车辆的职能，但是在万宁工商局却设有车管所，1997年一年的工商费和市场费合计68.2万元。

　　叶也深知如何创造需求。原万城县工商所所长陈才伟因为没有给叶进贡，先是被调到一年工商收入只有20多万元的东沃工商所当副所长，后又被安排成副指导员，管思想政治工作，最后干脆撤销了职务。在前车之鉴下，想当所长的职工和力图保住所长职务的干部纷纷踏进了叶家的大门。

　　万宁市工商局在万宁被人称为“叶家军”。叶的儿子叶强、儿媳符小燕、女婿黄军轩、妹妹叶东兰、弟弟叶东桂都在叶的庇护下先后进入工商局。叶强直至今天仍然担任兴隆工商所副所长。加上侄子、侄女、堂弟和其他远房亲戚，通过叶的关系进入工商局的亲属达21人。其中甚至还有两名十五六岁的少年。

　　不过，据一位已经退休的万宁市工商局干部透露，“叶认钱不认人，亲戚也要给钱才能进。”只有在对待自己的情人的时候，叶东雄才会放松自己的金钱原则。

　　出生于1975年的林春凤原来是万宁市万都大酒店的迎宾小姐，从1998年开始在城北工商所领取工资。但是城北工商所所长梁进雄在2001年到任之后的两年多，却从未看见林来公司上班。代替林春凤来领取工资的是叶东雄的司机刘德民。后来听说行政事业单位职工要下岗分流，叶又设法将林春凤进入工商局的时间改为1993年9月，如果以此推论，林在16岁就已进入工商局。

　　大贪之下必有小蠹，在叶东雄治下，早在1997年，就不断有人反映万宁比较乱。1999年，万宁市财政局查出万宁工商局违反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截留坐支收费和罚没收入156.6万元，责成其自查自纠。2001年11月5日财政局又发文责成万宁工商局个体股等九个单位归还截留的预算外资金。

　　2001年10月开始的省工商系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在这次以人员分流、规范工商系统公务员体制为主的改革中，已严重超编，人数位列全国县级工商所之冠的万宁是整治的重灾区，大批老职工被迫下岗，由此开始了告发检举叶东雄的漫漫险路(详见辅文《揭开万宁黑幕》)。

　　“我不怕你们告，你们越告我认识的官越大越多，官场越牢固。”叶曾在干部职工大会上公然表示。叶的确有底气这么说。知情人士透露说，还在1998年，省纪检委收到的上告叶东雄的检举材料就已有一尺多高，但其后叶仍稳如泰山，甚至还悄然升迁。不过，叶最终没能逃脱。

　　掮客黄小雄万宁工商局档案员所打的一张白条：“兹领到王亚新交来人民币两万元整，办理王铭洪工作单位手续。如不成如数退还。”

　　几乎与叶东雄停职同时，万宁工商局档案员黄小雄也被公安局以涉嫌诈骗依法逮捕。2002年10月，万宁市人民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黄小雄有期徒刑10年，没收诈骗所得17万元，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这是一起几乎没有引起媒体关注的案件，但实际上却是海南省工商系统丑闻的重要一环。在万宁，人们将黄小雄称为万宁工商局长的掮客，通俗一点说就是“经纪人”。

　　万宁县法院的判决书称，被告人黄小雄自1997年起利用自己管理万宁市工商局档案工作之便，向外宣扬自己与工商局长的关系密切，以能办理他人进入工商局工作为由，先后多次骗取多人人民币23.65万元。

　　表面上看，叶东雄似乎只是黄小雄招摇撞骗的一个幌子。但是万宁的很多工商职工却不相信两人的关系这么简单。在万宁，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是黄的后台就是叶东雄。

　　黄小雄出生于1965年，中专文化程度。原东沃工商所副所长陈才伟质疑说：“黄小雄连党员都不是，凭什么在人事档案这样一个要害部门长期工作？”黄小雄还经常出入叶东雄家，在叶家非常随便，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黄小雄还多次向行贿者拿出招工表，这也是万宁工商职工认为叶东雄不可能不知情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每张招工表都必须要由叶亲笔签名和盖章，很难做假。

　　在万宁，很多人都知道黄好赌。万宁有一阵流行牌机(一种赌博工具)，黄经常被人看见整晚都在打。也许正是因此，收了钱没有办成事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从1998年开始就一直有人向县工商局和县纪检委举报黄小雄。2001年又有一些工商局职工给万宁县检察院和公安局送去了黄的犯罪证据——在收取“办事费”时有黄小雄署名的一些承诺条。其中一张白条这样写道：

　　“兹领到王亚新交来人民币两万元整，办理王铭洪工作单位手续。如不成如数退还。”

　　一些职工告诉《财经》，黄小雄的劣迹1997年就已暴露，但几年来，叶东雄既不组织工商局人员调查处理，也从未向纪检部门、检察院、公安局反映情况，将其绳之以法。还继续让黄留在人事股管理档案。“这不是叶东雄唆使是什么，叶东雄到底从中得到多少好处？”

　　即使在这样的铁证底下，黄小雄依然逍遥法外半年多。直至2002年下半年叶被停职前才正式批捕。

　　谁来买单在屯昌，一个工商局临时工的月工资不过300元，低者甚至只有240元。为什么要花数千元乃至上万元买这样一个工作机会？

　　从省局局长马招德到县工商局局长叶东雄、吴岩，再到众多牵涉在内的再下一级工商所所长、普通职工，海南省工商系统成就了一张高效的权力销售网。

　　一个官位到底价值几何？在这个案例中，叶东雄和吴岩为了保住一个县工商局局长的帽子甚至进一步升到副处级，先后付出了15万元～20万元的代价。而一个镇工商所的所长要保住自己的位置就便宜多了，在海南万宁的行情是3万元左右，不过如果要到一个收入丰厚的工商所，价码则要涨至5万至8万元。如此一来，仅靠卖官已不能保证叶东雄和吴岩这些中间商的盈余。于是，更多的获利手段被创造出来。

　　克扣职工工资是创利途径之一。在万宁和屯昌都曾发生克扣职工20%工资的情况。而且两地均欠缴职工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总额达五六百万元。屯昌县工商局副局长高剑波认为，这只是在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中才会出现的现象，即使在屯昌这样比较穷的县，工商局一年的收入也有500万元左右，支付职工工资并缴纳保险应该绰绰有余。

　　在克扣职工工资之时，却大举招工，其中更有玄机。这是万宁和屯昌都不约而同地超编数百人的根源。而从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下文专门进行以分流为主的体制改革，也可以看到机构膨胀在全国工商系统的普遍程度。花一两万元买一个工商职工甚至临时工帽子者不乏其人，初看起来，这样做非常划不来——据记者了解，在屯昌，一个工商局临时工的月工资不过300元，低者甚至只有240元。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这样一个收入微薄的工作机会？更合理的回答是，权力被层层贩卖，每一层都要向上一层支付租金，并创造自己所在这一层的利润，到了底层，亦不可能例外。高层巨贪的汪洋恣肆，说到底，终究来自于底层涓涓细流的汇集。

　　这个系统的全部成本及利润来自于谁？

　　一般来说，工商系统的收费有三大块，一块是企业办理工商执照的各种登记费用，包括商标登记，是一次缴清；一块是在日常维护市场秩序时发生的罚没费用；还有一块就是对以自然人登记注册的个体户按月征收工商管理费。到了县乡一级的工商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向个体户征收工商管理费。于是行贿而来的工商所所长为了捞回成本，经常一上任就提高收费标准。下面的人因并不懂法，不知道合理的费率，无法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

　　在万宁，经营者骂工商局是收费局。在一封举报信中这样写道：

　　“万宁工商局长期忽视市场监管，以收代管、以收代罚、收费不按国家规定费率，有限责任公司也收费，未经营先收费。1996年借万城第二市场，贪污经营者电脑服务费12万元。经营者多次到工商局闹事。去年‘三个代表’学教活动民意测评，万宁市工商局被社会各界打差票不合格倒数第一。”

　　这就是为买官卖官买单的人们的控诉。(新华网 9/20 记者王晓冰)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