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驻澳门记者 曾 坤澳门街坊总会会长吴仕明主持该会主办的2003年贺元宵节活动 澳门被称作“社团社会”的话题，一直是所有研究澳门的人津津乐道的“卖点”。也许是因为其中蕴藏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谁也避不开它。
澳门社团多，多得铺天盖地。谁能想得到呢，截止2003年5月30日，在澳门正式注册的社团多达2233个，平均200人就拥有一个社团，是世界各国及各地区所绝无仅有的！如此密集的社团，其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社会意义，勾勒出澳门人什么特殊“情链”，确实大有探解头。
初识澳门社团，在一个年轻人的名片上。那是一张标有近十种身份的满当当的名片，一页盛不下，特制成一折二的名片。我凝目细读，那上面全是一个个社团的名字，小伙子不是这个社团的“主席”，便是那个社团的“理事”，头衔多得很。如果仅从名片上判断，真是澳门社会中了不得的人物。但小伙子马上自我“解套”说：都是几个朋友搭伙成立的联谊性组织，和澳门街坊总会等大社团比，“我们没名没势”。由此，我又登门拜访了澳门街坊总会会长吴仕明先生，这位毕一生之经历服务于社团的老先生，用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向我坦示了澳门延绵数百年的社团史。
澳门最早的社团，可追溯到434年前的明朝隆庆年间，当时，澳门这个小小渔村刚刚被“弱势政府”抛到异邦的怀抱中，前后左右的关系被生生剪断了，像一只漂泊茫茫大海中的小船，孤悬在外，命途多舛，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去寻找可以生死相许的“稻草”。于是，同为远涉万里、孤悬在外的葡萄牙传教士，便成了许多澳门人的“萍梗”。“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澳门首任天主教主贾尼路以开办慈善救援为召唤，成立了一个仁慈堂。仁慈堂内，官衔、身份、家产等统统被抹去，大家互为兄弟姐妹，都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受到尊重。贫富差距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又因往昔堂内设有祭坛，俨然小教堂，明清两代华人曾把教堂称庙，故仁慈堂也被澳门人称“支粮庙”。作为澳门历史上第一个社团，就在这种痛苦无奈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了。
至此往后，澳门建社团之风便一发而不可止。澳门人最早结社始于明末清初的一批反清志士，代表人物是普济禅院的开山祖师大汕和尚；1840年，澳门出现和当局对抗的“望厦乡民知守义团”；19世纪20年代初，改良派先驱郑观应、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等在澳门活动，于是，政治社团如保皇会、同盟会澳门支部、戒鸦片会澳门分会等相继成立。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工业革命的兴起，工商等行业社团开始组建。澳门最早的行业性组织为1840年成立的上架行会馆。接着，1912年成立了澳门商会；1913年又成立了澳门中华总商会。到20世纪20年代，澳门光工会组织就有近百个之多；抗日战争期间，澳门聚集了来自各方面的爱国力量，纷纷组织各类社团，如“澳门各界救灾会”等，支持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批重要社团先后成立，如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妇女联合会、澳门中华学生联合会、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澳门归侨总会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葡联合声明》发表后，澳门社团更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阶段，包括众多澳门居民纷纷成立的“基本法关注小组”，为澳门平稳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尽揽澳门社团汹涌长河之大观，其背后有一条鲜明的主线贯穿始终，这就是社团的诞生及兴旺，无不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转换，无不与祖国的荣辱兴衰紧密相连，无不依托开放与自由的社会环境。
社团在澳门兴盛，究之另一深层原因，是其独特的历史演进逐渐孕育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地域文化的“特产”。四百多年前，澳门被强悍地割断同祖国母亲的“脐带”之后，长期孤悬海外,原有的血缘关系、情感关系、文化关系慢慢疏离，代之以新的族群关系、经济关系、实用关系。澳门人置身于此氛围之中，心中的漂泊感愈积愈重，某种自卫意识和凝聚意识亦渐渐上升。不知经过多少次的灾难、争斗，各种地域性、宗教性、行业性的社团便应运而生了；另一方面，澳门很早就成为一个国际化都市，华人、葡萄牙人、欧洲人、马来人羼杂一处，西洋文化、东方文化混合交汇，相对于同时期世界绝大多数尚处在封建专制中的地区而言，澳门突显其开放和接纳的优势。而正是这种开放和接纳的社会氛围，民间社会团体才得以在澳门广泛兴起。从趋向看，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权力均衡互动发展和权力回归社会的时代前瞻性；再者，回归前的澳门，其政府管治远在万里之外，对澳门社会事务无法也无力做到有效管理，因此长期处于“无为而治”的状况，即所谓“小政府大社会”，这无疑给澳门社团的生存与发展拓展了空间。民间社团在壊拐跀溣⒁搅啤⑸缁峋燃玫确矫娌蛔愕耐保膊欢献炒罅肆α俊�街坊总会庆国庆演出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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