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布的一组数字耐人寻味：自1990年行政诉讼法正式施行13年以来，全国法院共受理了80多万件行政诉讼案件，几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领域。尤其是近6年来，“民告官”出现逐年激增的现象。一个被称作行政审判突破性发展的标志数字是，全国法院行政案件收案数从1992年的27125件，增加到2001年的100921件，原告的撤诉率从37.84％下降到32.38％，原告的败诉率从35.93％下降到28.61％，被告的败诉率则从21.98％上升到25.67％。

　　年收案从不足3万到超过10万大关，逐年激增的行政诉讼说明了什么？“民告官”中“民”的撤诉率和败诉率逐年下降，相应地，“官”的败诉率则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下降”和“上升”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有关负责人4日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从上访到诉讼，公民法律维权意识增强了

　　“原来行政争议主要靠‘上访’、找党政首长，现在公民依法维权的意识大大加强了。”这位负责人认为，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公民法律维权意识的增强，是近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数量不断增多的主要原因。

　　究竟有多少行政争议最终形成行政诉讼，取决于行政审判具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调研报告分析，“民告官”中一个制约行政诉讼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作为原告的“民”普遍存在着“三不”，即不知告、不会告和不敢告。不知道法律赋予自己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不管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正确与否，要么履行，要么软顶硬抗；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行政机关作为与不作为之间，一片茫然；同时，“民”的最大的一块心病是怕行政机关事后报复，怕法院司法不公，官官相护。

　　商鞅变法，移木立信。如果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就会认为行政审判是“官官相护”，愚弄百姓。这位负责人认为，各级法院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是严格的、认真的。在依法保护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落实人民群众诸多宪法权利方面的成效是明显的，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较好地体现了司法公正。

　　上海、山东、广东、河南和北京等各地法院不约而同地把宣传作为突破口：“报纸上有字，广播里有声，电视里有影”，新闻媒体成了行政诉讼宣传的重要阵地。

　　同时，许多法院还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行政案件公开开庭审理，使人民群众对行政审判有直接的观感和印象，通过公正司法取信于民，确立行政审判的公信力。

　　从“怕出庭”到主动出庭，各级政府依法行政观念提高了

　　这位负责人表示，数字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各级政府依法行政观念的提高。2002年7月，沈阳市政府出台《关于建立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要求各级行政机关都建立法定代表人出庭制度，积极配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类似的规定在许多地方成为政府的共识。

　　安徽省太和县公安局曾因治安拘留争议被诉上法庭，公安局长主动出庭，并要求全局中层以上干部参加旁听。经审理，公安机关程序违法，当庭宣判撤消公安机关的治安拘留决定，太和县公安局服判。从行政诉讼开始时的怕当被告，怕出庭和怕败诉，到今天的理性面对诉讼，并注重通过行政诉讼吸取经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弥补工作不足，完善规章制度，各级政府机关提升了执法水平，增强了依法行政意识。

　　行政审判工作任重道远

　　不过，这位负责人也坦承，目前一些地方行政审判的司法环境不尽如人意，法院开展工作阻力不小。他介绍说，有些部门和领导缺乏应有的现代民主法治意识，不习惯接受司法监督，认为行政诉讼是给政府“找麻烦”，对行政审判不尊重甚至横加干涉的现象时有发生，使法院无法切实履行司法审查职能。

　　另外，地方保护、部门保护比较突出，有些地方制订“土政策”限制法院受理和审判行政案件，导致人民群众“告状难”的现象比较严重；有的行政机关不出庭应诉，不缴纳诉讼费，不提供证据材料，不执行生效裁判，甚至在开庭审理期间公然抓走原告等。这位负责人表示：“这些问题虽非主流，但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新华社记者田雨（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