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官员入选居委会(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5日06:28 新京报

　　宁波海曙行政区辖下59个社区居委会全面直选“选聘分离”制度创新：众多社会精英入选居民自治组织，政府出资雇用的专业社工受到他们的监督和制约

　　选举社会精英进入居委会，选民们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海曙区政府供图

　　核心提示

　　在宁波市海曙区59个社区的居委会直选中，制度创新成为最大的特色。在选聘分离的体制下，社会精英组成的居委会像公司的董事会，而居委会办公室的社工仿佛是职业经理人。前者以服务赢得居民的尊重和选票，后者完成日常事务获得政府的工薪和保障。

　　海曙区副区长许义平说，这是社区民主与政府公共管理之间、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利之间的一个双赢博弈。

　　本报记者　傅剑锋浙江宁波　报道

　　11月29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道郡庙社区。

　　早上六点多，七十多岁的顾大伯出现在社区居委会的选举现场，凭选民证换来选票后，他在秘密划票间仔细地划好票，投到票箱。

　　顾大伯是这次竞选的居委会主任候选人，他的对手是现任居委会书记，对方“威信很高、年纪只有五十一岁”，顾大伯说，他一晚没睡好。此前，顾曾做过二十年居委会干部，但他不能肯定这一天是否能得到居民们的支持。

　　傍晚五点，近两千居民参与的直选投票结果出来了，9位参选居民高票当选为居委会委员，当选者中有报社、银行、公安局的在职干部，有公司老总，也有退休下来的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顾大伯落选了，他对自己得到的二百多票表示欣慰：“选上了怕年纪大难当重任，票数太低就会觉得二十多年白干了，现在看来，大家还是肯定了我过去的工作，我以后还要为社区出力。”

　　这对顾大伯来说是特别的一天：“以前居委会干部一般是上面说了算，现在却不一样了，直选了，老百姓说了算。我这样参选是二十多年第一次。”

　　对宁波市海曙区来说，这也是特别的一天。至此，该区59个社区全部完成社区居委会直选。历时八个月，海曙区成为国内第一个全面实行社区直选的行政区。跟踪研究这一项目的民政部专家组成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伟东，中国和世界研究所李凡博士一致评价，直选试验是成功的。

　　能解决棘手问题的居委会委员

　　按照新规定，像沈瑞龙这样的居委会委员，只负责社区大事的讨论、决策，并监督整个居委会的运作。他们的工作属义务性质，不像以前的居委会干部那样拿工资。与此同时，社区日常事务由社区居委会招聘的职业社工负责，这些职位是有薪水的。

　　沈瑞龙，海曙区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局局长。今年3月23日，他以社区居民的身份，当选联南社区居委会委员。

　　联南社区是海曙区最早推行直选的社区。沈瑞龙说，当时他虽然认为社区直选是推动城市基层民主的一件大好事，但却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去竞选。但是，许多熟识的社区居民却力推他参选。

　　3月23日，在即兴竞选演讲之后，沈瑞龙被一些居民当面质询，他能为社区做什么，沈回答，他有文化方面的宏观把握能力，可以为社区多提文化建设方面的建议。选民们对此报以热烈掌声。随后，沈以两千多票当选，得票数高居本社区第二位。

　　在职政府官员通过直选进入社区居委会，成为此次海曙区基层民主试验最引人瞩目的特色，据海曙区政府的不完全统计，区内59个社区中，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处级和处级以上的在职干部进入居委会。

　　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居委会运作模式的一种根本性变革：选聘分离。

　　按照新规定，像沈瑞龙这样的居委会委员，并不需要像从前的居委会干部那样跑上跑下应付日常事务，他们只负责社区大事的讨论、决策，并监督整个居委会的运作。他们的工作属义务性质，不像以前的居委会干部那样拿工资。与此同时，社区日常事务由社区居委会招聘的职业社工负责，这些职位是有薪水的。

　　这种选聘分离制度被学者称为社区的公司治理结构：居委会像公司的董事会，社工组成的居委会办公室像董事会聘用的经理层。

　　在组织框架上，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的政治核心，社区成员大会是社区的权力机构。从联南社区开始，这一新型的居委会运作模式在海曙区全面推广。

　　“没有选聘分离制度，我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当居委会委员。”现在，沈瑞龙每个月所要承担的义务是：去居委会开一次会，和其他委员一起对社区大事进行讨论决策，拿出一个周日的时间，接待社区居民的来访。

　　事实上，担任居委会委员这八个月来，沈瑞龙还是比过去忙多了。

　　当选后不久的一天早上，沈急匆匆去上班，却被一个社区居民拉住，“沈部长，你现在是居委会委员了，有件社区的事得向你反映。”他只得耐着性子听完这个居民的意见。沈瑞龙回忆，还有好几次，他正在家里吃晚饭，有社区居民就来串门：“沈部长，最近有几个楼道的垃圾打扫的不够干净，你帮忙去监督一下。”

　　沈瑞龙说，直选前他也当过居委会议事会主席，但那是个荣誉性质的挂名，一年也就开一次会，这种事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发生。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得对选民负责。我这个人说话算话，要做就认真做。这可能就是直选的作用。”

　　现在，一到周未，只要有空，沈瑞龙总会到居委会里听听情况。他认为自己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和老百姓拉得更近了，更确切地知道老百姓的具体文化需要，这有利于他当好宣传部长与文化局长。

　　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作为一名在职官员，沈瑞龙能为他的社区选民解决更棘手的问题。

　　联南社区有一条大排档街，过去污水横流，深夜还喧闹不止。附近居民反映强烈，但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今年五月份，沈瑞龙给委员们出了个主意：以居委会的名义，邀请店主、受害居民以及物业公司、工商、城管、卫生等单位来联合听证。

　　5月16日，受邀单位与个人均参与会议。沟通后，政府部门向店主发出限期整改令，并协助店主们重新设计烟囱。一个月后，干净而守规矩的大排档诞生了。

　　沈瑞龙承认，这件事能顺利解决，可能与他的官员身份有一定关系。但他更愿意认为，直选后有了一个相对自治、独立、能听取居民呼声的负责任的居委会，才是问题解决的根本原因。沈瑞龙说，他曾在居委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在居委会里，他不是宣传部长，也不是文化局长，而是一个民选的居委会委员。此时他不代表政府说话，而只会站在社区利益的立场，也只对社区选民负责。

　　类似情况，在海曙区各直选居委会并不少见。平桥社区曾一直缺少一个篮球场，直选后，物业公司的经理被选为居委会委员。居委会和这位经理委员沟通后，物业公司决定把一块有几间破屋的地皮给社区改造成篮球场。在另外一些地方，一部分从前不关心社区建设的私营业主当选居委会委员后，也开始给社区捐钱或捐助一些文化设施。

　　对这种现象，陈伟东教授认为，选聘分离之前，在职人员，尤其是一些公务繁忙的社区精英人物参与社区的治理客观上仍受限制。选上来的往往是退休人员、下岗工人，这往往会造成社区治理的缺陷。在实行选聘分离后，出任居委会委员的社区精英更在意社区居民对他们的尊重与认同，直选的居委会给他们提供了舞台。

　　从功能的角度，陈伟东分析，社区居民选举这些精英人物也出于利益考量，居民们知道，由这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精英人物出面，能比较容易地解决社区所面临的问题。而当问题解决后，精英人物也将得到更多尊重，从而良性地促进他们为社区作贡献。

　　同时，声望较高的社区成员组成的社区决策机构，对社区在职社工能起到良好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在陈伟东看来，选聘分离，实际上大大提高了社区自治的质量。

　　让社工像教师、律师一样

　　海曙区政府的社工发展计划是，通过若干年的培育，建立一支适应现代社区管理的高素质社工队伍，“使社会工作者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就像教师、律师一样，”

　　今年6月份，澄浪社区的公交车站点上出现了一个形式优雅的仿古凉亭，这是该社区居民自己筹款一万多元建起来的。

　　“在过去很难完成这样的募捐，”居委会主任戴凤娥介绍，居委会当时决定自建凉亭后，组成了多个捐款小组，每组分别由社工、社区小组长（由居民自愿选出）、楼道代表（每幢楼的单元里的居民代表）三人组成，到社区居民的家中去游说。由于捐款小组中有两个居民代表，起到了相互监督作用，同时有本楼居民去游说，增加了说服力。

　　款项顺利筹集，戴凤娥说：“可能是直选让大家觉得更像社区主人了”。

　　戴凤娥本人曾在澄浪社区居委会工作了十多年。在今年三月底直选中，她高票当选居委会主任。“我当时就向选民承诺，一定要更好地为社区服务。”

　　今年九月份，居委会的一项措施令社区里的孤寡老人对戴凤娥赞不绝口。

　　当时，社区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阿婆四天没有在老年活动场所出现，邻居们随后发现，老阿婆因为没有力气起床与叫喊，在家里四天没有吃喝了，再迟几天就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戴凤娥把这件事提到居委会里讨论后，动员老阿婆的五户邻居分别接上红灯，老阿婆如果有危险，只要在家里按钮，五户邻居的红灯就会亮。之后，这种爱心小红灯推广到了社区其他几户孤寡老人家中。

　　在海曙区，许多居民表示，直选后，自己对居委会的评价好于从前，对社区建设的参与热情也高了。与此相应的是，居委会工作效率提高，办的实事也多了。

　　海曙区政府的官员们认为，社区服务效率的提高还来源于选聘分离后的社工职业化。

　　“培养职业社工，就是为直选作制度准备。”区政府的一位官员介绍，去年六月份，海曙区民政局与文明办已有计划地对社工进行系统培训。培训主要分四部分：“社区建设基本理论、“社区工作实务”、“公文写作”和“电脑应用操作”。至今，培训已完成九期，四百多受训者获得了《社区工作者专业资格证书》。

　　直选后，海曙区的所有社工必须持证上岗。而现在的社工主要还是原来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一位已经成为社工的前居委会人员说：“我为社区工作了十多年，原以为社区直选会让我失业。但现在的社工制度，给了我很好的保障。”

　　海曙区文明办主任郭波解释说，发挥原居委会人员的能量，还可以化解原居委会人员落选后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

　　目前，海曙区政府给所有社工解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他们的年收入大约在1.5万-2万元。这个收入水准在当地有相当的吸引力。郭波介绍，一个社区如果招四五名社工，会有四五十人报名竞争。

　　海曙区政府的社工发展计划是，通过若干年的培育，建立一支适应现代社区管理的高素质社工队伍，“使社会工作者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就像教师、律师一样，”郭波说，现在海曙区的社工很少有超过四十岁的，并且都会使用电脑。海曙区已建成电脑联网的社区信息系统，社区自治的效率得以提高。

　　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利的双赢博弈

　　许义平说，政府给社区付酬，实质是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把一些社会化职能转移到社会基层。在这一转移中，政府的社会化职能不但没有削弱，而是在社区平台得以更好地实现。许义平认为，这是社区民主自治与政府公共管理之间，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利之间的一个双赢博弈。

　　一个事实是，为建立社工职业化制度，海曙区每年给社区的财政拨款达一千万元，基本用于支付社工工资。

　　海曙区副区长许义平对此的分析是：如果没有职业化社工而只有一个选聘合一的自治组织，政府的这些社会化的行政事务因为最终必须派发到社区，就会出现冲击社区自治，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就会出现矛盾。

　　许义平说，政府给社区付酬，改变了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实质是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把一些社会化职能转移到社会基层(社区中的社工组织)。在这一转移中，政府的社会化职能不但没有削弱，而是在社区平台得以更好地实现。许义平认为，这是社区民主自治与政府公共管理之间，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利之间的一个双赢博弈。

　　此前的另一个背景是，在直选的三年前，海曙区已将各居委会拥有的大量第三产业收归街道。李凡博士认为，海曙区的这一政策为直选作了良好的铺垫。如果居委会仍拥有三产，那么在直选中必然会出现大量利益纠纷。现在居委会虽然失去了三产，但有了固定的财政拨款，回归到了自治与服务的本位。

　　海曙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建东则表示，海曙区严密的直选制度设计为社区自治开了个好头。他举例说，51页的海曙区《社区居委会直选规程》将所有选举问题完全细化了。李凡认为，正是这些程序严密的选举制度，使海曙直选保证了选举公正，避免了混乱与激烈的利益纠纷，规避了直选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

　　“正是因为社区直选制度严密，又不涉及到什么具体的利益纠纷，我才会有决心去竞选居委会干部，并参与社区治理。”沈瑞龙对上述两位专家的看法深表赞同。（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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