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必然重视农民的生存状态。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力推进农村改革，把农村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城市化，大部分农民要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进入其他产业，变为城市居民。剩下的农民可以提高农业的经营规模，发展农业专业化经营。这样，农民的收入增加才有了保障。任何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进步实际上都是这样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即农民进入城市，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根本转变。这样一个认识，也是大家的共识。新的中央决议也提出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适度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但是，这样一种社会转型在任何国家都是艰辛乃至痛苦的过程。我们常说的“农村问题”或“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这种转型遇到某种阻力，产生了某种矛盾。目前我们在农村发展种遇到的主要矛盾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还不够快。农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把80%以上的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这个任务十分艰巨。目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遇到瓶颈，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障碍。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太慢，也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二，农村要素市场发育不好。农民贷款难，农业积累向其他产业转移过多，使农业创业资本很难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都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市场调节能力很弱。第三，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还不够。从资金和信贷两个渠道看，农民对国家贡献多年是一个正数。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本应该尽快实现“反哺”农业，但这个局面似乎还不能出现，这是很令人遗憾的。第四，从社会利益集团的对比关系看，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农民是分散的社会群体，没有自己的组织来与其他社会集团相抗衡。这是中央各项政策落实难的症结所在。由于利益关系的驱使，地方强势利益集团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常常使农民难以抵御。中央政策只要遇到利益上的纠葛，便难以落实，这便是农民常说的，中央政策是好的，一到基层落实就出问题。这种状况是农村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

　　发达国家农村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村改革必须归结为权利关系的变革。过去我国农村的最大问题是不尊重农民的基本权利，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20年前开始的改革，大体上是确立农民基本权利的过程；所有农村改革的成就，都可以归结为农民基本权利得以逐步确立所产生的积极成果。同样的道理，农村各种尚待解决的问题，也将寄希望于农民基本权利的进一步确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将为确立农民各项基本社会权利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有利于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发展。

　　从长远看，今后农村改革还要加强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选择时机，以更大的力度改革农村土地关系，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农村目前实行的土地承包制对解放农村生产力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个制度难以避免乡村干部对土地过强的支配权，对理顺农村政治经济关系很不利。中央政府已经通过立法措施，来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物权化，但目前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

　　二是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快农村基层的民主制度建设。1998年正式出台村民自治法，但落实极为困难。农民希望这项权利真正得以落实。如果这项权利落实了，所谓“农民负担”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这等于把“中央要求减负”，变成了“农民自我减负”，效果就大大不同了。

　　这两项改革是农村改革的“牛鼻子”，只要下力气抓好，其他各项改革也就容易推动，农村发展的步伐也会更快一些。本报特约评论员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