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就得讲政绩，这个道理很简单。问题是如何考核政绩，这在历朝历代都不是一件易事。

　　西汉有一个叫京房的人，在皇帝召见时认为古帝王以功举贤，非常好；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不好。因此“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奉皇帝之命，京房做了一套“考功课吏法”———即考核官吏政绩的方法：一县之内，县令丞尉崇教化无犯法者可升迁；有盗罪现象，满三天还没发现，丞尉就要负其责任，颇有点现代社会官员问责制的意思。

　　清初王夫之对京房的这套考核办法很不以为然：“一以功业程之，此申韩之陋术，而益之以拘迫，不肖者涂饰治具以文其贪庸；不逮，则鞭策下吏、桎轱民庶以副其期会。”用现在的话说，官吏为了做出政绩，或掩饰错误，或层层加码，搞得民穷国敝。像宋代考核地方官，以户口增减和赋税多少考核政绩。民户有逃亡时，地方官为了政绩的需要，向上隐瞒，不申报；但赋税又不能少，怎么办呢？就把逃亡者的赋税转嫁到未逃亡者身上。这样做的结果，看过《水浒传》的人不难明白。

　　古代的“功业”，换成今天，就是GDP至上。GDP事关一个地区发展速度，是经济发展状况的最重要的标志，理应追求不断增长，这本没什么错，但如果不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不顾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唯GDP为大，弊端可知矣：或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谋求发展；或虚报增长数字；或不顾实际上马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等。

　　针对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工作中创造出实实在在的政绩。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也指出，要坚决反对搞不顾本地财力可能的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在谈到官吏政绩考核时，清初两大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无不把目光投向民间。一个说，要借助“清议”，给各级官吏打分；一个说，要引进“公论”，看官吏是否可以升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领导干部的作为，不仅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一个经得起“上”“下”考核的政绩，才是实实在在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