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门下一“咬犬”(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7日09:43 湖南在线-三湘都市报

　　本报记者肖欣

本报记者王小华摄　　陈漱渝解读鲁迅

　　———鲁迅是中国民众的代言人。在他的特有语汇中，广大下层民众往往被称为“奴隶”、“下等人”、“卑贱者”、“被吃者”、“愚人”，与此相对立的则是“奴隶总管”、“上等人”、“高贵者”、“吃人者”、“聪明人”。鲁迅习惯于根据下层民众的利益来判断是非，决定取舍，表达爱憎。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为下层民众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

　　———鲁迅含着热泪对中国国民性的负面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中国人的精神的纲领是“面子”观点，其病症有多方面表现，如官瘾，卖老，围观，中庸，情面，做戏，观斗，少坚信，无操守，善变化，能忘却，喜团圆，瞒和骗，爬与撞，捧与挖，不认真，主奴根性，眼光不远，糊涂主义，无是非观，二重思想，排斥异己，等等。

　　———鲁迅生活在旧中国，他跟广大民众一样深受三座大山压迫，但他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没有奴颜，在中国统治者面前没有媚骨，这的确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斗争性是以人的解放为宗旨，希望“人各有己”，“群体大觉”，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以权利和物欲为目的。

　　陈漱渝，祖籍湖南长沙，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1941年生于重庆，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从事鲁迅研究工作近三十年，成绩卓著，著作颇丰。治学严谨，探索执著，反对作伪，不揣世好。曾参加《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的编注工作。著有论文集《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许广平的一生》、《民族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史实求真录》、《宋庆龄传》、《五四文坛鳞爪》等，散文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等共300多万字。另编有《一个都不宽恕》、《说不尽的阿Q》、《看，这个丑陋的中国人》等书籍数百种。目前担任《鲁迅全集》修订委员会副主任。

　　陈漱渝看上去是个极温和的人，有张慈眉善目的菩萨脸，笑起来的时候像个孩子似的很可爱。他这阿弥陀佛的模样不太像一个学者，尤其不像研究鲁迅先生的学者。呵呵，他有鲁迅那样的剑目浓眉吗？他有鲁迅那样的怒发冲冠吗？

　　陈漱渝若是看到我对他如此不敬的观感，不但不会恼，或许还会找来镜子模仿鲁迅先生金刚怒目式的模样，哈哈大笑。我暗自希望研究鲁迅的学者有点鲁式风度的想法显然是幼稚可笑的，流于表面往往会陷入肤浅，我希望探究的是，一个以研究鲁迅为终生职业与责任的著名学者所呈现的精神容貌。11月30日，我在长沙采访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来湖南进行考察的陈漱渝，力图从他那里挖掘一条连接他与鲁迅的精神通道，描绘一幅心灵地图。作为一个治学严谨，探索执著，为人低调的严肃学者，他并不愿过多暴露自我。不过陈漱渝依然敞开心扉，首次详细谈及他与鲁迅研究的渊源。

　　求学雅礼：“丑小鸭”爱上鲁迅

　　“我一直是个丑小鸭式的小人物。”坦率的陈漱渝实话实说自己在长沙的求学时代。“我两个月时就跟着母亲从重庆逃难到湘西凤凰，1946年回到长沙。上小学时，每天清早提着一篮小葱上街去卖，因为人小不会用秤，母亲就将小葱一把一把地扎好，我卖完了再去读书。因为家里穷，每次都是班上最后一个交学费。学习成绩也一蹋糊涂，数学常考不及格，唯一的优点是‘热爱劳动’”。

　　1951年到1957年，陈漱渝在雅礼中学读书时，开始接触鲁迅作品，《纪念刘和珍君》、《药》等文章都是他非常喜欢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激情沉郁的文字，饱含鲁迅对国家、民族、对青年的挚爱之情，年少的陈漱渝每每读之，激动莫名。

　　在当年的语文老师刘浩然的影响下，一群热爱鲁迅作品的学生成立了文学社团，利用晚上的时间举行鲁迅作品朗诵会。陈漱渝怀揣对鲁迅单纯的热爱与向往，与少年同学围坐在灯下诵读，热烈讨论。也许连陈漱渝自己也没有想到，鲁迅先生在他朦胧的少年心中拨亮的火苗，将来有一天竟会照亮他的一生。

　　1957年，17岁的陈漱渝考入南开大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六朝志怪小说到宋元话本，从民间故事演变到白话小说的源流变迁，陈漱渝涉猎颇广，也为将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陈漱渝坦言，能考入南开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当年他参加高考，升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我的母亲》，而当时他的母亲因为冤假错案被开除了公职，在长沙郊区的马路边锤石头谋生。陈漱渝鬼使神差般地编造了一篇革命故事，把他的母亲虚构成了一位因替八路军隐藏枪枝弹药而被日寇活活烧死的巾帼英烈。“我想这篇文章给阅卷老师极深的印象，我的语文得了高分，并得以顺利进入南开。”

　　任教北京女子第八中：做《秋夜》里的那株枣树

　　北京西城第八女子中学原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师范，最早称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后称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3年到1926年，在这里主讲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与当时在女师大国文系读书的许广平相识相爱。两人共同经历了女师大风潮、3·18惨案，鲁迅先生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1962年，年轻的陈漱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所对鲁迅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校园。那里一直保持着研读鲁迅作品的传统，每天，他经过校园里树立着的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去给学生上课，也经常被校外请去讲鲁迅。不久，陈漱渝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在那里跟“五七战友”们养猪、种菜、掏粪、垒猪圈。但当他带着一腔革命豪情回校执教时，没想到竟然成了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分子”。在一次全区教育系统大会上，陈漱渝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逐出会场。

　　心高气盛的陈漱渝被这迎头一棒差点击垮：“那天，我回家后躺在床上，只觉得万念俱灰，十分绝望。我的光明在哪里？我的前程在哪里？我找不到方向。在我最迷茫无助的时候，鲁迅先生的《秋夜》重新给了我勇气：‘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目夹眼。’我要做那株遍体鳞伤但毫不妥协的枣树，搏击黑暗才能战取光明。”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从那天开始，陈漱渝坚持每天读一篇鲁迅文章，写一篇读书笔记，老老实实地读了鲁迅的全部作品，开始步入鲁迅研究领域。只要有时间，他就一大早带上两个烧饼骑车去首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读书。空荡荡的阅览室里几乎每天都只有他一个人。鲁迅著作成为了陈漱渝人生的支点，成为了暗夜中仅存的一盏孤灯。

　　1974年开始，陈漱渝开始尝试写作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并在当时的《南开大学学报》发表，特别是《鲁迅与3·18惨案》，发表于1976年“天安门事件”期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将它当成一篇控诉现实黑暗的檄文，纷纷来信赞赏，希望能多读到他的文章。南开大学学报主编罗宗强也趁热打铁在学报上声明，陈漱渝文章将持续刊发到年底。陈漱渝一篇一篇写下去，名声大震。

　　供职鲁迅博物馆：“护灵守坟”

　　1976年，按毛泽东指示在鲁迅博物馆增设了鲁迅研究室，陈漱渝成为首批调入研究室的成员之一。三十年的鲁迅研究，陈漱渝由当年的翩翩青年变成鲁迅研究领域里享有盛誉的专家，当年在雅礼感受到的鲁迅的微光，一点一点变成他的精神光核，发出越来越夺目的光彩。他沉浸其中，与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灵魂对话，体悟他独特的民族精神之光。

　　在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场重大论争里，陈漱渝成为旗帜鲜明的“护灵守坟派”，并自称鲁迅门下一咬犬。他用史实说话，以一个学者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责任感洗刷一些人泼在鲁迅身上的脏水，其客观公正的学术风度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陈漱渝并不是一个每天苦守书斋，钻于故纸堆中的学者，近二十余年来，作为一名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除编写大量鲁迅研究书籍，还积极进行鲁迅学术讲演，从机关、工厂、中小学到高校、科研单位，从国内到国外，至今已有数百场。他还花费大量心血组织鲁迅学术活动。陈漱渝称这是他的两部“无字之书”。

　　在冬天的阳光里，陈漱渝平静淡然地说起自己与鲁迅研究的故事，让人看到一个本真的他。他以为，唯有这样真实，自然，发于内心的贴近与热爱，才可能探触到鲁迅先生宏大独特的精神之域。装腔作势者，麻木不仁者，狡黠阴暗者，贪婪无知者，一切没有一颗善感的心灵，没有经历精神的磨合与痛切的人，不可能真正走近鲁迅，研究鲁迅，成为彼此呼应对答的精神同类。没有怒发横眉的陈漱渝，以他自有的君子情怀领我们走进了他触摸伟人灵魂的心灵通道，让我们领悟到鲁迅先生的巨大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