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我国的科举制度给予全盘否定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不论从何种视角去考察，科举制度对我国政治及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认真读中国历史，对照《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成果，使我重新了解了我国科举制度发展的历史及其进步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曾采用过多种方式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如：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平民百姓与政治几乎无缘；汉朝以“察举”和“征辟”制取代世袭制，这自然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结果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等严重问题；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中正官到后来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实际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结果。从隋朝开始至明清的科举制度，一直坚持“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与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公务员录用制度、领导干部竞岗制度何其相似），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一一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栋梁之才。（历史上出现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无不与此有关。）如北宋的吕蒙正自幼被其父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山洞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士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一家人长期身居低层，他入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特别是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们是根本不可能身居高位和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的。可见，科举制度的公平合理性对我国历史进步的影响。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无疑是我国科举制度的伟大历史贡献。科举制度对当今我国的教育现实具有鉴古知今的意义。因为我们的社会缺少公平，也缺少竞争，更缺少公平竞争，只是在传统的科举考试中，才体现了这种极端珍贵的公平竞争。我们只有珍视它，发掘它，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民族有益的成分，来滋养、完善并发展我们现今的高考，并以这种公平公正的竞争方式，锻炼我们民族的竞争能力，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使中华民族在已经来临的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确实应该给科举制度一个接近真实的评价。(稿源：红网)(作者：蔡文学)(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