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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艾滋病人的合法权益甚至比给他们治疗还重要，但是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

　　每个谈到艾滋病治理的采访对象几乎都会引用一个相同的例子来说明政府在艾滋病防治中的重要性。

　　1990年，泰国和南非都有1%的人感染艾滋病毒。到了2001年，泰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保持平稳，而南非已经成为了每四个人就有一个HIV病毒携带者的国家。这其中的区别在于，泰国政府投入大量精力，甚至将避孕套发到小学课堂，而南非政府则是一种不作为的态度。

　　回过头来看中国。1985年第一例艾滋病传入中国之前，政府还在宣传艾滋病是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生活的产物，是一种“脏病”，而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呼吁“相互关爱，共享生命”。一位政治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政府的重视有目共睹，然而不要忘了，这只是个开始。比如我们刚刚允许在电视台播放有关避孕套的公益广告。”

　　无处不在的歧视与报复

　　2000年夏季的一天，高英(化名)在艾滋病的折磨下离开人间。过了几天，她的丈夫和儿子才把她偷偷埋到村东边的一块墓地里。从此以后，村里的每户人家都把房屋向东的窗户用砖头和泥巴堵得严严实实，怕沾染上东边吹来的“艾滋风”。著名防艾人士高耀洁告诉本报记者：“村里的人告诉我，他们连走路都要看清楚，切莫踩上了艾滋病人留下的脚印，以免染上‘艾滋气’。有一次高英的丈夫用手摸了别人的一个箩筐，箩筐的主人立即把那个东西烧毁。强烈的歧视不仅对于患者，而且对于她的亲人同样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3年过后，歧视仍然在河南这个艾滋病的重灾区蔓延。2003年7月，河南睢县作为国家免费发放艾滋病药物的试点县，共准备了300份药物准备发给艾滋病患者。政府在各个乡也做了大力宣传，但是著名志愿者胡佳告诉记者，直到11月28日，根据他掌握的数据，这300份药物才发下去90份。

　　“艾滋病人的心理非常脆弱，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因为害怕歧视根本不敢去县里的防疫站领取药物。因为那样做了以后，就等于给自己贴上了艾滋病人的标签。有一位艾滋病人就曾经对他的子女说，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偷偷埋了，我要给这个家留个清白”，胡佳对本报记者说。

　　事实上，不仅是那些村民对艾滋病人畏之如虎，就是那些完全明白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医务工作者同样也会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去年他们在河南艾滋村考察的时候，一位卫生部官员拒绝与艾滋病人握手，还私下对他说，艾滋病人真可怕。

　　冷漠和歧视只能激起仇恨。

　　接触过无数艾滋病人的高耀洁告诉本报记者，她接触过挺多对社会充满仇恨的人。有个艾滋病人叫小黑，他专门在歌舞厅用针管抽自己的血，然后扎那些来此花天酒地的地方官员。小黑告诉高耀洁：“1995年我因车祸住院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从此以后，周围的人见了我和我的家人跟躲瘟神一样。患了这种绝症，是医院造成的，但是他们不承认，也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反正我活不了太久了，我恨他们，就扎他们，叫他们得艾滋病。”

　　高耀洁眼中的“新三座大山”

　　高耀洁于11月29日和30日分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做了两场报告。老人在学校的演讲中提到了中国艾滋病的“新三座大山”。她告诉本报记者：“过去我们说贫穷、歧视和恐艾症是三座大山，而今天新的三座大山还鲜为人知。”

　　她所指的“新三座大山”包括了农民的封建迷信活动、医骗子的诈骗活动和各种势力对于艾滋病人的盘剥。

　　2003年5月16日，一对艾滋病夫妻来到郑州高耀洁的家里，男的已经病入膏肓，他气喘吁吁地对高耀洁说：“高医生，我们离婚了，算褂先生说我们八字不合，才得了这种病。”女的在一旁流泪，她恳求高耀洁收养他们的两个孩子。高见他们可怜，就劝他们不要离婚，这样能互相照顾，并给了他们200元钱让他们回去买点东西吃。两人不胜感激地走了。后来高耀洁才知道，夫妻俩拿着她给的钱又去买了香和纸，到庙里磕头去了。

　　艾滋病人的可怜同时也激起了一些人发财的欲望。敲诈、欺骗和利用艾滋病人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卫生部官员告诉记者：“目前民间有很多个人和组织利用艾滋病人绝望和求生的心理，进行诈骗。据我们了解，其中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和这些人相互勾结，从中渔利。与此同时，政府免费提供的药物在一些地方却出现了发不出去的情况。我个人认为，这主要还是一个宣传的问题。而且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医务人员对病人进行解释工作。他们一旦服药出现副作用，就不再坚持，而宁愿相信那些江湖游医。

　　据中国首席艾滋病专家邵一鸣透露，目前在接受政府免费治疗的患者有6000多名，免费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因为药物产生的副作用，有1000多人已经退出。

　　刻不容缓的宣传和关爱

　　许多人在提起艾滋病人目前遇到的困境方面，都会提到，我们要加强宣传，并关爱他们。

　　但是，我们的宣传工作真正做到位了吗？本报记者对10个处于不同行业的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他们中间只有两个人能说全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而他们所在的单位没有一家曾经对他们进行过艾滋病的教育。

　　12月2日，当记者见到胡佳的时候，他坦言自己很失落。他告诉本报记者，每年12月1日来之前我们都很兴奋，而之后又会马上感到失落。因为每年我们就指着打这么一枪。如果你12月1日来中国，你会觉得中国的艾滋病宣传做得很棒。但平时呢？

　　对于中国艾滋病的宣传，美国人欧迪龙也是深有感触。他现在是民间组织“中国艾滋病资讯”的负责人。之所以做这项工作，是因为他在和中国的反艾滋病人士接触后发现，很多人和组织，包括政府部门，只在做一个方面的工作，在此之外的东西他们就不是非常了解。“可是，这样工作真的不行，因为它浪费了很多资源和时间，而在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中，这两样东西非常宝贵！”

　　欧迪龙也肯定了中国政府这几年做出的成绩。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我几年前去云南瑞丽的时候,那里应该算是中国艾滋病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跟当地医生聊天，他们反映说从来没有见过艾滋病人。我问他们，你怎么知道没有？他们笑道，如果有的话，我们会看出来!他们也不用检测,一看就知道。这怎么可能？现在瑞丽的情况好多了,政府重视这个地区的艾滋病问题,很多国际的民间组织在云南也有项目。可以说中国这几年有不少好的改变,但是如果要有效地防治艾滋病,如果真的要执行高强副部长说的这个计划,那么,必须大量地增加政府的投入和防治工作,必须让中国老百姓了解艾滋病实际上离他们已经很接近了。

　　那么我们对艾滋病人足够关爱吗？一个例子让我们相信至少在一部分地方，这还是个很严峻的问题。高耀洁和胡佳同时引述了一句话，他们说，在一个公开场合，河南上蔡县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县委办公室张副主任公然表示，艾滋病人不是人，是鬼。胡佳愤怒地告诉记者：“试想如此心态，何以能对乡民有善举？”

　　除了宣传和关爱，学术界还主张要从根本上保护艾滋病人，就必须加强立法。在11月初上海举行的首届“社会科学与艾滋病”研讨会上，专家学者提出，希望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和深化体制改革，以解决艾滋病问题。他们普遍要求加强涉及艾滋病人的人权建设，并呼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中国的立法机关很快对此做出回应。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表示，我国将立法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纠正社会歧视，全面预防艾滋病。以限制性活动隔离传染源的方式防治艾滋病显然不为患者所接受。其结果只能导致患者隐瞒病情继续传播别人。以前一些地方对患者采取隔离、控制的方式，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陆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