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风

　　我们从小就管母亲叫娘，直到大了，老了，连我们兄弟姐妹的朋友都管她叫娘。

　　娘出生在清末一个没落的儒医家庭，除了跟着大舅二舅偷看《红楼梦》等小说之外，没有读过一天正经书。辛亥革命那年十九岁，嫁给了官费留学日本刚回国的爸爸(郁华，曼陀)，两年后爸爸带着她和三叔达夫又去日本考察司法。每当她说起在日本的日子，总是显出满怀快乐的深情，那大概就是娘的启蒙黄金时代。

　　三叔比娘小三岁，最初他二人一句日本话也不懂，爸爸出去办事，他俩闷得无聊，有一天就大胆溜出去逛街上公园，竟然到天黑找不回家，把爸爸急得狂怒。三叔进了学校学日文，娘在家烧饭，三叔回来温课就教她学说日本话，晚上听两兄弟谈新闻国事、历史人物，讲解唐诗，慢慢她自己也学着作起五言诗，如：

　　帘外雨萧萧，凉风入带飘，

　　倚窗逢客至，不复听红箫。

　　这首音韵和境界都很美的诗，我想必是经过爸爸修改了的。

　　回国以后在北京，过着斤斤计算的小日子，爸爸的薪水全交给她，要分寄给在富阳的奶奶，在日本的三叔和在北京的一所医学院的二叔。我看到过三叔当时写给娘的家书，偷偷问嫂嫂多要点钱花，不许她告诉哥哥。遇到军阀打仗还要逃难。在生我以前生了三个孩子都夭折了。九一八事变，爸爸是最高法院东北分院的法官，从沈阳避开日寇的要挟，只身化装逃回北京。娘从爸爸平时讲述的道理到他这次的实际行动，掂过了民族气节的分量。

　　1933年当我们全家到了上海，她已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在抗日前的白色恐怖中，在父亲——一个正直法官的困难处境下，她像绝大多数的母亲一样，惟恐我这个不大安分的女儿出去闯祸。为了发现我屡次说谎，瞒住家里去浦东女工夜校和组织一个公开的又是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团体，她生气、焦虑，时常对我痛加训斥。就在四十六年前，1936年的三八节，上海妇女首先响应一二·九运动，发动了几千人的大示威游行，我被指定担任总领队的任务。那一天天不亮就溜出了家门，到苏州河北的集合地点，队伍到了邮政总局门前遭到租界巡捕的阻挡，冲过了外白渡桥，终于整队胜利地高呼口号通过了南京路。下午我汗流浃背地回到家里，又是兴奋又要准备挨骂，谁知娘听说了群众闹事，担心了一整天，见我安全回来，高兴得一句也没骂，赶紧给我弄吃的。

　　此后，我们团体里的同志如陈波儿、吴佩兰、白薇、欧查等经常到我家来，娘感兴趣地听我们谈工作，有时还出主意替我们想如何开展工作，联络妇女的办法。

　　抗日战争开始，娘直接投入救护伤员、支援前线的工作。8月23日那天敌机轰炸南京路时，她正在先施公司采购救护用品，被炸弹弹片伤了右手。当上海沦陷，我准备跟随《救亡日报》同人去广州时，娘的伤犹未愈，还住在医院，她不但没有阻拦，而且鼓励我早日出发。但是后来我知道在我走后，她无数次流泪吟诵她为我写的诗句：“漂流从此始，怜尔已无家!”

　　1939年又来了一个致命打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是当时保留在租界中的惟一中国法权机关，爸爸就是那里的刑庭庭长，在拒绝了一切威协利诱之后，把收到的恐吓信一笑置之，终于遭到敌伪七十六号特工的暗杀，死在寓所门前。对于娘来说，父亲就是她的信仰，她的灵魂，她的体贴入微的伴侣，她的终身依靠。于是痛不欲生，几次昏厥，咬牙切齿地仇恨，最后是带领四个小儿女(我在香港，大弟弟在美国留学)跪在灵前宣誓：要努力学习，争一口气，为父亲，为国家民族报仇雪恨!

　　从此，她便坚强地独立作战，在不再有收入的情况下，艰难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她目标明确，思想单纯，爱惜分明，把热烈的感情和关怀分给周围所有爱国的需要帮助的人们，而对敌人和坏人从不手软。

　　1943年我从桂林介绍一位奉派往上海做工作的地下党同志去探访娘，她掩护他做了不少工作。为运送医药品支援解放区，小妹小弟还记得娘让他们连夜把药品往一盒盒藕粉里面塞。后来这位同志在天津不幸被捕，她还奋不顾身的跑到天津去设法营救。

　　在日本投降后，杀害父亲和许多抗日革命志士的元凶，汪精卫汉奸特务头子丁默村，虽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尚未发落，娘千方百计调查搜集罪证，亲自赶到南京出庭作证，使得国民党中的投降分子难于袒护，终于执行枪决，大快人心。娘从南京直接回到富阳，有诗一首《大仇已雪归哭曼君》：

　　故园松菊幸犹存，家傍青山郭外村，

　　百事未完先吊祭，为言除逆报忠魂。

　　临近解放时，国民党对学生青年的反内战、反美帝运动疯狂镇压，四妹晓民上了黑名单，我们把她藏了一阵，她决定和同学去新四军解放区，路上不能保证没有危险。她是娘最小的女儿，在那几年最艰苦的日子里，只有她一直在娘身边，娘当然是舍不得让她冒险出走的。记得那正好是1948年的中秋节，我二妹隽民、三妹怡民、小弟兴治，还有《新民报》的钱辛波，大家做个圈套，把娘骗去杭州过中秋，让晓民从上海出走，打算等她安全到了解放区再向娘说明。谁知过了两天我们从杭州回到上海，因联络的同志通知改期，晓民还是没走成。拆穿西洋镜之后，我们准备和娘进行一场麻烦的斗争，谁知我又一次低估了娘，她很平静地听完我们对情况的说明，站起来就为四妹打点起行装来，并且骂我们为什么不早说，而要耍这么个花样。——那个中秋之夜是弄得很狼狈的，我们晚上到了杭州，找不到旅馆，竟让老太太跟我们在游船上蹲了一夜。

　　解放了，四妹打着腰鼓回来了，二妹三妹也忙于参加欢迎活动。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娘，她对于自身解放的体会比我们这一代要深得多。她像飞出笼的鸟，一步就迈进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忙得不亦乐乎：里弄组织，政治学习，又是妇代会，又是人代会，抗美援朝，工人消费合作社，这个组长，那个监事，她什么都干。人民政府追认爸爸为革命烈士，她从家里腾出一间小房，组织烈属妇女开办起旧袜翻新小工厂。公私合营资本家们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娘又参加做家属妇女的工作，还自己编节目搞晚会。她不知疲倦地工作，全都不要报酬。她觉得儿女都出去工作有了收入，还可以供养她，比起她带着儿女吃了今天愁明天的沉重日子，已经感到轻松极了。

　　如果说生活对于娘还有缺憾，那就是远在当时政治上完全隔绝的美国的大儿子兴民不能回来。我们姐妹们为了避免麻烦，久已不和他通信，也可以说是“划清界限”吧，只知他读完两次大学，当了工业管理的工程师。但是娘从未放弃对他的期望，不断去信小心地透露些新中国的新气象，谆谆教导他勿忘祖国。他没有辜负娘的期望，但是客观上的各种阻碍，使他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争取到回国探亲和讲学。

　　故乡富阳是爸爸的命根，在他的山水画里，他的诗文里，他的梦魂中，都萦绕着富春江上的烟云。而且和娘有约，将来要双双在那鹳山之麓去终老。本来当上海沦陷，“孤岛”上的租界法院处于斗争的尖端时，他满可以急流勇退，避祸故乡，也确有不少好友善意的劝告，但他凛然作出决定：越是在国家民族危急之时，越是不能抛弃职守，终以身殉。写给娘的诗中就有“多难安容我辈闲”之句。从此以后，爸爸的故乡也就成了娘的命根，每隔一年她必回去，每去必要作诗。她总说自己没有文化，不懂平仄，只是哼哼山歌，但却珍藏起来，有时请人修改，抄了又抄，至今已集成一百五十多首。如《七里泷中行舟忆曼君》：

　　舟行如画春江好，傍水人家气象新。

　　旧约成尘如一梦，快游对景总思君。

　　每次我回家乡去画画，娘都要伴我同行，她这样写道：

　　朝阳帆影映江边，一脉云山接远天，

　　老母作诗儿作画，畅游尽兴盼来年。

　　她时常兴致勃勃地向我描述当年和爸爸泛舟江上的情景，她用小药瓶装上酒，带一点花生米和她自制的小菜，边吃边赏沿江山景，似乎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难忘的1966年，浩劫开始时，她正在哈尔滨，为了让二妹隽民能下乡去参加“四清”，她千里迢迢从上海去替她带孩子操持家务。而就在这时上海告警了：当远洋船长的小弟兴治以叛国嫌疑被审查，弟媳小高在工厂“全托”受管制，并来抄了家，剩下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儿没人管，已经七十三岁的娘赶紧奔回上海，路过北京时，我已被关在美术馆，娘都没能见我一面。以后的十年就不用细说了。她用爸爸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思想培育出来的儿女，竟然都是“叛国者”、“反革命分子”、“特务”、“走资派”……对于娘这样的母亲来说，从来也没有这样痛苦过。然而在川流不息的外调人员(包括儿女的单位和不少友人的单位)向老人拍桌子逼供的淫威下，她也没有被吓倒，而是坚持了实事求是。

　　更使她憔悴的是无穷的思念。在美国的儿子当然断了音讯，我和苗子关在监狱，在当时等于无期徒刑，然而她始终没有失去对党的信念，她写信给周总理，总理曾派人告诉她说，收到了，还关心地问生活有无困难。

　　在与人世隔绝的狱中生活，我可以读书，我也相信终有一天真相大白，我一定能够等到那一天；最折磨我的也是无穷的思念。我想念孩子，但我想他们会经受住锻炼，他们还有未来。只是一想到娘……我就忍不住要哭，每当黄昏，我放下书本，凝望着高高的窗外一小块天空，叫一声：娘!我还能见到您吗?我甚至不能知道娘是否还在人世。这时我才悟到，她曾严肃地果断地对我说过：一个人从小到大，在最危难的关头总是最先想到娘的。

　　我真没想到出狱后再见到已经八十二岁的娘时，她还是那么神采奕奕，声音宏亮，谈笑风生，只是添了不少白发。她关心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兴奋地听我们谈论“天安门事件”和群众私下里传播的新闻。不久，终于真相大白，天地重光。大弟弟兴民在隔绝三十多年之后也回国探亲了，国事家事，喜事重重。娘的精神状态更加积极，督促第三代孙儿们的学习，补上十年荒废的学业。对于年轻人中开始流行的崇洋镀金思想，她坚决反对；对报纸上或耳闻的社会不正之风，她大生其气；甚至对自己的小辈有人想调工作，她也不赞成，常常花整晚时间在灯下困难的写信，谆谆劝告：“如果都想离开艰苦的地方，那里的工作谁去做呢?”当她听说还在东北的两岁的重孙女，和当前许多家庭的独生子女一样，备受宠爱养成娇惯的小脾气，娘不止一次认真严肃的通过口头和书信告诫小女孩的父母，对孩子必须从小就严格要求，不能因为她长得好玩就放松管教。确实我们姐妹兄弟都记得，小时候娘比爸爸更像严父，那是她觉得对于管教孩子，她比父亲的责任更大。’

　　娘的大部分生活还是在热闹的上海，和各行各业的小辈在一起。谁到了上海都要去看她，谁有了困难都要去找她，儿女的朋友都成了她的朋友，因此来往的人就特别多。60年代以后她虽辞去了社会职务，但她每天读报、写信、接待客人，还常愿意自己做菜留人吃饭，忙得团团转。到了晚年右腿患风湿，走路都困难，身体也衰弱了，但精神旺盛，脾气更固执，谁要劝她多休息少管闲事就要吵架。她和许多老年人一样有固执的脾气，在年轻人看来毫无道理的小事，她要坚持。譬如她喜欢整洁，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东西必须放在一定的地方。否则她就生气地说：杂乱无章!她说她只重精神不重物质，但对金钱的账目，哪怕是和儿女之间也必须算得一清二楚。她对自己的吃穿节约到非常巧妙的地步，但当了解到别人有困难时，她总是悄悄地使那人不感到为难的接受她财物的馈赠。譬如从五七年就遭不幸抬不起头来的好多朋友中，不少人至今不会忘记那时从娘那儿所得到的温暖。对于娘不听别人劝告，不顾自己的健康，操劳过多，我现在才逐渐理解，只有鞠躬尽瘁，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对别人有用的事，才是她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直到最后弥留的时候，我们围守在娘的病床前，她还不时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安排着：只须留下一个人，其余都回去睡觉。

　　娘的故事再写得长也是说不完的。娘的性格是一种什么性格呢?

　　最近读了《傅雷家书》，从傅雷的性格就想到娘的性格。也许在对孩子对后代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对生活爱憎分明的严肃态度上有些相像，在脾气的固执上也有些相像。

　　当然，在学识和贡献方面娘怎么能和傅雷相比呢!可是傅雷在《家书》中所一再阐述的中国旧文化中的精华，也就是那种值得我们自豪的民族的脊梁，他说：“执着的时候非常执着，摆脱的时候生死皆置之度外”，作为一个平凡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家庭妇女，娘从爸爸那里所接受的正是这种中国旧文化的精华，因而也具有了像傅雷那样的民族性格。正如来自杭州胡尘同志的唁信中所说：“……她向我谈了关于双烈亭①的宿愿，使我深深感动，因为这个宿愿不仅包含着她对两位先烈的极深挚的个人情义，也体现着她毕生坚持不渝的极高尚的爱国情操。在我们民族民主革命历程中，产生过一些伟大的女性，她们把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忠于自己伟大伴侣的正义业绩的坚贞情操，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终生为之坚持、奋斗。如宋庆龄、何香凝、许广平和健在的邓颖超，都是这样的伟大女性，碧岑老妈妈亦不愧为其中佼佼者。”

　　他所提到的伟大女性，正是无数像娘这样平凡的具有民族性格的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

　　1982年3月8日 北京

　　① 双烈亭是浙江富阳县为纪念郁华、郁达夫烈士兄弟而修建在鹳山上的亭子。门楣上有茅盾手书“双松挺秀”的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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