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慧军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生产力飞跃、时代变迁、社会转型之时，往往是世界范围内军事变革的萌生发起之际。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群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演变，同时也引发了席卷全球的军事变革。毫无疑问，军事总是随着科技与文明的进步而进步，随着社会与变革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超越特定的主体技术形态和历史范畴，也不能滞后于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与前进步伐。如果超前了，社会就不堪重负；如果落后了，则必然被动挨打。这就意味着，军事变革必须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紧密结合起来；必须纳入社会变革总体方略和发展规划，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变革保持协调互动。

　　军事变革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与社会其他各个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行军事变革，必然涉及到军队体制改革、结构重组、人员裁减，必然牵动社会多个领域，必然需要国家提供相关政策和配套保障措施，既不能把军事变革简单地圈定在军事领域，也不能将军事变革凌驾于社会变革之上。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仅需要改变军事制度，而且需要在更大程度上改变民政方面的整个制度。”越南战争后，美国政府为裁军50万特别增加拨款250亿美元，用于美军官兵的安置，使军队始终保持相对的稳定，进而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稳定。当前，作为新一轮全球性军事变革“领头羊”的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军队转型”，为了保证其顺利进行，保持领先世界的军事优势，不仅制定了各种政策、法规和制度，设立了负责保障军事变革的政府机构，而且逐年加大军费投入，其2004财年的国防预算高达4013亿美元。

　　部分社会功能军事化与军队非军事职能机构社会化，是世界军事发展的两大趋势，这使得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更加密不可分。部分社会功能军事化，主要体现为在民用机场、公路、车站、码头、港口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中贯彻国防需求，使其具备一定的军事功能，必要时能够服务于战争和军事目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在交通枢纽及其他重要设施建设中贯彻国防需求，并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以保证这项工作能够落到实处。比如，美国在1936年就制定了“海商法”，1970年国会通过了“海商法”修正案；英国有“民航法”、“民航公司法”和“运输法”；法国除制定了“军事交通法”外，还有5个与之配套的条例。非军事职能机构社会化，集中体现为后勤保障的社会化。比如，许多国家军队的能源、军需、医疗、卫生、粮秣等保障均通过社会统筹统购统供的方式解决。到2000年，美国防部能源供应等辅助性系统已全部实现私营化，陆军还计划将21万多个会计、法律咨询、维修保养和通信等方面的职位转交私营公司。无论是部分社会功能军事化，还是军队非军事职能机构社会化，都承载着厚重的、广泛的社会责任，都需要政策性、全方位、具体化的社会保障。因此，实行军事变革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纳入政府职责范畴，形成军事系统主抓变革、地方着力保障变革、军地协调一致推动变革的良好局面。

　　随着我军军事变革向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与精度的加速推进，各项建设都将产生重大变化。我们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地方各种配套性法规制度，加强统筹谋划、系统设计与宏观调控，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建设、社会进步与军事变革比翼齐飞、相得益彰、效益并举，才能顺利完成“双重历史任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解放军报2003年12月10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