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任琦2003-12-10

　　石桥镇，杭州市第一个响亮地提出“外来人口市民化管理”的地方，也是浙江省较早明确地把外来人口与市民管理并轨的地方。镇委领导说，目前石桥外来人口已达114976名，常住人口只有5万多人。管好了外来人口，也就做好石桥工作的三分之二。

　　那么，他们是怎样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民工纳入自己的管辖视野的呢？记者就此作了专门的调查采访——

　　“十年前，这里全都是水田，现在你看看……”杭州市石桥镇综治办主任施洪兵指点着镇政府门前的东新路说。此时，东新路上车水马龙，沉重的大卡车装载着堆得高高的货物不停地在人们身边跑来跑去，道路两边的小吃店、杂货店、建材店、专业市场，一家挨着一家；走在马路上随时可以看见那些带着希望与疲惫的外来打工者年轻的面庞。

　　虽然以“老杭州”的眼光看，这里还有着城郊结合部特有的杂乱，但石桥已完全融入了都市的氛围。

　　石桥镇：在管理中融入服务

　　和所有曾经地处城市边缘的乡镇一样，石桥镇乘着城市化浪潮，在最近十年中迅猛发展。服装业、专业市场、机械制造、各种各样的建筑工地以极大的容量吸纳着外来人口。

　　各式各样的人从天南海北涌来，实现着他们的人生梦想，这中间最多的便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他们努力实现自己打工赚钱的梦想，也努力地适应着和他们原来居住地差别很大的城市生活。

　　在石桥镇灯塔社区的外来人口服务站，记者看到墙上挂着办证需知，办理暂住证的民工在领证同时，还可以拿到一本桔黄色的《温馨提示》。这本只有9页的小册子集中提醒外来人口最迫切了解的几项内容，有怎样申领《暂住证》的，有劳动社会保障局、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提供的服务内容，同时还有防范提示，告诉出门在外的人如何防盗、防火、购买车船票时要注意的事项，最后一项是常用的电话号码。正在办理证件的张文香，翻着这本小手册，非常意外。她说：“这本小册子太有用了，我跑过几个城市，像这样的小册子还是第一次拿到”。

　　在这里，石桥镇委副书记翁胜利拿出一张设计好的扑克牌样纸说：“考虑到外来民工有相当一部分文化程度不是太高，娱乐活动以棋牌为主，我们特地设计印制了3万幅宣传扑克牌。上面有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宣传内容，以提高外来民工遵纪守法、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镇里的成人培训学校也是石桥镇加强对外来人口服务的一项举措。针对外来人口普遍存在的劳动技能缺乏的问题，镇里与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广播电视大学等合作，开办了灵活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各类技能培训班。

　　石桥镇还在外来人口中建立了党支部、团支部，和一支以治安巡逻为主的志愿者队伍。支部成立在10月底，蓝面的会议记录本上刚刚记了一页。最主要的一项议程是“每月20日晚上开支部会”。石桥镇希望党、团两个支部能成为联系和沟通镇里与庞大的外来人口之间的桥梁。

　　外来人口：在茫然中追求着平等

　　作为一名石桥镇的外来民工，凭着暂住证可以享受到的权益还不少。比如和杭州市民一样办理市区公园年票、车辆注册登记、边防通行证，报考驾驶证；外来民工子女还可凭着暂住证就近入托入学，无需缴纳借读费而享受正规的基础教育。

　　外来民工对自己的权益清楚吗？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在灯塔村工作的外来民工。第一个碰上的是来自淳安山区的丰福旺和江李香夫俩。他们来灯塔社区已经6年，在这里开了家小饭铺。正是中午时分，小饭铺里只有几个顾客。丰福旺先是表示没有见过这本小册子，他饶有兴致地翻着记者递过去的《温馨提示》，说，“没想到，凭暂住证还可以办这些事。”不过，他表示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都守在饭铺里，根本没时间，也没需要办这些个证。小孩读书的政策倒是件好事，但他的孩子已经读高中。

　　尽管如此，腿脚不是很灵便的丰福旺还是非常乐意地参加了石桥镇组织的志愿者队伍。“听镇里说，这支志愿队现在以晚上治安巡逻为主，以后还要组织起来为大家服务。能够与当地村民一起维护这里的治安，我觉得这样挺好。”他如此表示。

　　在石桥镇兴旺制衣厂工作的女工方爱霞对“市民化管理”的说法也没听说过。但是谈到儿子的顺利入托，看得出来她很满意。今年9月，她把6岁的儿子从老家接到了杭州，就读大关实验幼儿园。她说：“以前我姑姑的一个孩子读小学收了借读费，新政策出来后，钱都退回来了！”

　　她的工友、来自江西的刘春江也深有同感。两个人在感慨在外谋生的艰辛的同时，也表示了对这一新政策的欢迎。方爱霞激动地说：“应该这样的。人人都是平等的嘛！”

　　管理部门：人的尊严是第一位的

　　“对外来人口管理，杭州市也经历了登记发证、收费罚款、收容遣送这样带着相当明显限制、压制色彩多，服务保障色彩少的粗放型、粗暴型的执法方式”。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郑贤胜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讳言。

　　郑贤胜非常熟练地报出了三组数字，杭州市外来人口从2000年的70多万上升到2003年的157万，外来人口犯罪占各种刑事违法犯罪人员一直稳定在60%左右，但是，据他们分析，外来人口的刑事犯罪率只占外来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七，也就是说，99%以上的外来人口是遵纪守法的。这与当地居民99%是奉公守法的一样。

　　在杭州市提出的外来人口市民化管理中，承诺不再对外来人口做“拉网式”的大清查。郑贤胜对此解释道：“以前的拉网式搜查，为一两个可疑分子就把整个地区包围起来，为追求效果还强调‘零点行动’。如果面对的是城市居民，这种扰民的做法不被投诉才怪呢。为什么对外来民工敢这样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文化素质不高，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稀少。部分执法人员没有带着平等的、尊重他人的态度来执法”。

　　对于市民化管理的做法，杭州市有关部门将之总结为三个化：“管理市民化，服务亲情化，执法人性化。”郑贤胜说：“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观念的转变。立警为公，执法为民。这个‘民’字应该是全体人民，而不是有身份职业区别的人群。”

　　最基层的管理人员也切身感受到了这种转变。灯塔村负责外来人口登记管理的应雪元从1994退伍后就做村里的治安工作，当被问及十年之间，管理工作有什么变化时，他顿了一下：“现在要求高多了！”

　　“怎么个高法？”“以前，我们只要搞拉网清查，就抓那些没办（暂住）证的；现在不能搞拉网式清查，要管理，更重要的是服务；以前，我们查什么，不用说话，只要手往他肩上一搭就行了（意指，对方就乖乖跟我们走了）；现在执法都要讲规范，不能乱来，而且现在更多地要考虑为外来人员提供服务。”

　　思考：心理定势消弭需要时日

　　据悉，杭州市将在今年年底结束外来人员市民化管理的试点工作，明年可望全面铺开。作为人口管理的职能部门，杭州市公安局也感到，如果单靠公安一家“市民化管理”是不完善的，因为涉及民工的劳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都需要相关职能部门配合，也需要大政策的配套。

　　石桥镇对“外来人口市民化管理”的做法，也许就是另一个问题的先声，即如何让事实上已经工作、生活在城市的外来人员更大程度地享受市民化待遇。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形成了城乡二元分裂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近年来虽然有所松动，但习惯性的思维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户籍制度把人们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身份，现在这道鸿沟从地理上已经非常接近了，但从心理上还很深。

　　比如，作为医生，您会给一位农民工一样尽心治疗吗？走在路上，您会下意识地避开那些外来人员吗？当他们向您询问有关政策法规时，您会耐心地解答吗？当外来人员真正“市民化”时，每个市民又是否在心理上准备好了对外来人员的“同城待遇”呢？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大的难点就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目前农村人口仍占2/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里人的1/3。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2亿多人，即便按2020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约1.5亿农村劳动力。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也必然面临着如何从制度和政策上公平对待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问题。但愿，石桥镇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城市的各级管理者，都应当考虑做出把外来农村人口转变成新市民的具体规划。